第1个回答 2011-02-13
那可多了。
一是玄学之风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公元240-249)。当时，何晏著《无名论》，即所谓“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又有王弼撰《周易论》和《老子注》等，他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
稍晚的玄学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尝为竹林之游，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反对司马氏专权，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且放荡不羁，使酒任性。主张“无为而治”，甚至主张“无君”“无臣”。
两晋之际，鲍敬言继承了阮籍，嵇康的“无君”思想加以发展，著《无君论》。他认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
到了东晋南朝时期，以玄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与宗教日益发展，迷信思潮严重。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日益尖锐。
那时，范缜所著《神灭论》，明确说明了精神对物质之依赖性，有力批判了精神不灭的思想，坚持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
二是魏晋南北朝的私家修史之风极盛。刘宋时，范晔著《后汉书》，全书一百三十卷，所记为东汉二百年间的史事人物，有纪、传，无表、志。后刘昭又将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八志收入其中，并作注。方为今刊。
其他正史有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南朝梁时沈约著《宋书》、萧子显著《南齐书》；北齐魏收撰《魏书》。
正史之外，有东晋袁宏《后汉纪》三十卷，依据《东观汉纪》编撰而成；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二十卷，附录一卷，主要记录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巴、蜀史事；北魏杨炫撰《洛阳伽蓝记》，细致描述了城内外大小伽蓝（佛寺）的结构和人文历史；南朝梁时慧皎撰《高僧传》十三卷，附录一卷，所记僧人从东汉至梁共计二百五十七人。
三是该时期地理学在两汉地理学基础上有很大发展。除正史中地志外，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其在东汉桑钦《水经》的基础上，作了二十倍于原本的补充和发展，自成巨著。西晋裴秀绘有《禹贡地域图》（即历史地图）和地形方丈图（晋代地图）。
魏晋南北朝更是我国诗歌艺术的大发展时期。
东汉献帝年号建安，此时期文学极盛，史称“建安文学”。其代表有曹操，其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其作《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等，苍凉雄健，才气纵横。次子曹丕，后代汉为帝，其诗《燕歌行》为七言，是诗歌句法的创新，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三子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其作《送应氏》，《野田黄雀行》，词采华茂，多写实。
此外，孔融，阮禹，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其中王粲著有《七哀诗》较为著名。
蔡琰字文姬，博学多才，通晓音律，其有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首。五言共一百零八句，揭露了董卓诱使匈奴和羌人残杀汉人的罪恶行径。为我国古代才女的突出代表。
到了东晋，山水田园诗产生并有发展。田园诗代表为陶潜，字渊明，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孙。义熙元年任彭泽县令，却“不为五斗米折腰”，自请卸职回家，与山水为伴。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皆表达了他追求恬淡安乐、平等自足的社会理想。
山水诗的开创者为谢灵运，谢玄之孙。他的诗作主要描绘会稽、永嘉、庐山等地，如《山居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歌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较为突出。
文学评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成长起来的新文学形式，其内容包括了文艺评论和文艺批评。曹丕《典论》共五卷，已佚，现有辑本，《论文》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篇，其中指出，诗文基本任务相同，但表现形式有差异，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十卷五十篇，为文学理论专著，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南朝梁人钟嵘撰《诗品》三卷，主张作品要古朴自然，不要“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此外，医学上有两晋之际炼丹术士葛洪撰《金匮药方》；南朝道士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等。农学上有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为我国古代极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