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
皖南事变的发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1、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
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
2、国民党自始至终处心积虑要瓦解和消灭心头之患新四军
新四军的前身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留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将南方各省(琼崖地区除外)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长江两岸的游击战争,相继建立了苏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并先后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
到1939年底1940年初,新四军已基本上完成了在大江南北进行战略布局的任务。新四军成立之初,国民党看新四军比较弱小,将主要力量用以对付在北方的八路军,对新四军主要是政治上的腐蚀拉拢和军事上的限制、压迫,软硬兼施,企图瓦解和搞垮这支部队。
3、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给蒋介石的军事冒险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全国抗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国共关系由合作为主转向磨擦为主。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重要时期。1940年,德、意、日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同英美各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为了牵制日本南进,英美政府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如开放滇缅路等),这对国民党亲英美派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刺激,更增强了其完全依靠英美抗日的幻想。蒋介石认为,“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
4、曹甸战役只是皖南事变爆发的导火线
1940年华中新四军发动对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的攻击战,它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的首次战役,也是新四军武装开辟宝应的第一仗。陈毅作为华中总指挥部代总指挥亲自指挥了这一重要战役。
在曹甸之战中,新四军、八路军以2000余人的伤亡,歼韩顽8000余人,虽然由于诸多原因未能达到占领曹甸的目的。但新四军在战略上获得了重大胜利,占领了平桥、泾河,勾通了与皖东的联系。
当时蒋介石调动军队,企图将新四军全部压到长江以南,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先“剿”灭新四军。而中共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结果新四军江北部队是越“剿”越多,不但没有被压迫南下,其苏南主力反而北上了。
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不但没有被割断,反而联系得更紧了。对新四军江北部队,蒋介石重兵压境,但一下子又难以得逞,只好选择势孤力单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首先“剿”灭的对象。
扩展资料:
“皖南事变”的影响:
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对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身。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方面同情,扩大了群众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皖南事变真相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