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理想的工作中，大家最看重的是“有意义”、“有价值”这些事， 一份工作，只有先得到自己的认可，才有动力做好并持续做下去。
其次，现代职场人也很在乎工作中的“自我空间”。包括能发挥的作用，比如思考， 虽然思考的过程挺“痛苦”，但每天只做无脑的螺丝钉更痛苦。
还有能让自己受益的“软性”因素，比如能力、见识、资源，这些东西比到手的月薪排名更靠前。大家都明白，钱固然很实惠，但脱离了能力，钱终将沦为“不可再生资源”。
最后，大家考虑的是职场环境、坐班时间等这些外部因素。
这个时代，谈工作不谈钱会被批评为“不接地气”，但那些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的人绝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而是有确凿的科学研究证明意义对工作的重要性。
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艾瑞里（Dan Ariely） 做过两项实验，揭示了我们对于工作意义的出乎意料而又微妙的态度。实验人员设计了一个小实验，就是找人来搭建一些积木，比如用乐高拼装一个生化战士，每做成一个给参加实验的人奖励3美元，做成第二个后奖励2.7美元，依次递减。然后实验人员会把拼好的积木拿走，并告诉他们积木将会被拆掉，供下一个组使用。 这一组称为“小意义”实验组。
另一组被称为“西西弗斯”组（就是那位受到惩罚的神，他每天不断推石头到山顶，然后到达山顶后石头又会滚下来他重新去推的故事）拼装的要求和奖励与“小意义”组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在他们拼装第二个的时候， 实验人员会当面把他们之前做好的那个拆开。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参与者忙着拼装，而实验人员当着他们的面把拆掉。
实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在意义情境下（哪怕是极小的意义，比如要不要拼生化战士），小意义组拼装了11个积木，西西弗斯组拼装了7个。
通过这项研究，艾瑞里受到了启发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工作效率去获取的报酬也许是“唯一”的工作动力。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工作的意义被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时代，人们必须自己决定要投入多少精力、注意力和心意、在上班路上或者洗澡的时候是否会想着工作。现在，意义、创造性、挑战、 所有权、自我意识、自豪感等这些条件成为越来越多人工作的驱动力。
不是说人们不看重钱了，而是在工作中大家想要的更多了。 这个实验给我们职场人的一点启示是，过劳工作必然是辛苦的，但如果你能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一些意义，也许可以苦中作乐。
除此之外，在不换工作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去靠近自己理想中的工作状态？答案是换上一副“积极牌”镜片去看待现有的工作。
在世卫描述的三大症状里——感到精力耗竭；与工作产生距离感，对工作产生消极、愤世嫉俗的情绪；职业效能感降低，前两项都和情绪、心理状态相关。而这张状态的产生和这个社会鼓吹的一个成功准则有关，那就是“如果我更努力，我就会更成功，如果我更成功，我就会更快乐”。
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个标准是不成立的，因为每次我们觉得成功的时候，就会对成功重新进行定义。好比在职场上，你找到了一个好工作，下一步你得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你达到了销售目标，下一步必须制定更多的销售目标。
可我们的大脑却背道而驰，因为它天生是一个偷懒者。对付这个偷懒者，如果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训练它，多巴胺就会进入大脑系统，不仅可以使大脑更快乐，同时还可以打开大脑中所有的学习中心，让它的运转更成功，我们的工作也会更努力、快速、聪明。
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工作多年还碌碌无为、在温饱线挣扎着了。都怪自己太喜欢抱怨工作、吐槽老板、只想着赚钱没顾上寻找使命和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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