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在东北的大屠杀!
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清军攻陷锦州后,也对全城居民三日搜杀,妇孺不免。
满清除了对东北汉人大肆屠杀外,还对东北地区,被掠夺为奴隶的汉人疯狂虐待。
在满清入关前,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被掠夺汉人总数,约100万左右(《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这些被掠往东北的汉人奴隶,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每年都有不少于2000名汉人奴隶自杀)(《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 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一方面,虐待和屠杀东北汉人。另一方面,又害怕东北的汉人太多,会导致他们丢失“龙兴之地”,便在封禁地区修浚边壕,沿壕植柳,谓之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城、条子边。
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先后修建柳条边于辽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区。禁止民人越过边墙打猎、放牧和采人参。辽河流域的柳条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而西北至开原北的威远堡,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周长一千九百余里,名为“老边”,也称“盛京边墙”。又自威远堡东北走向至今吉林市北法特,长六百九十里,名为“新边”。
由于满清的阻止,直到光绪时代,诺大的东北人口只有700万人口(多数也是来自山东和河北的汉人,或者被掠夺汉人奴隶的后代)。
东北真正得到开发,却恰恰是在民 国时代,也就是张作霖大帅的时代。为了稳定边防,应对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北洋政府和张氏父子整车皮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使得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到了1933年,东北人口已达2910万人!短短10年时间,昔日满清统治下荒凉的东北,被日俄肆意蹂躏的东北,已经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铁路85%国有化,电信设备98%国有化,东北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北大的六倍,约3000现大洋,超过总理段其瑞,1927年可以生产发动机(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北欧的设备),1930年亚洲第一部带空调的火车在大连诞生。连孙中山也对张作霖大加称赞,说他开发东北,使东北的民生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努尔哈赤极端反汉。
努尔哈赤自吹自擂“恩养尼堪(汉人,贬义)”却大杀辽民。
明天启三年, 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大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后金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后金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
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努尔哈赤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
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就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
努尔哈赤对汉人抗暴作出的反应,是进一步种族歧视、种族清洗。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
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
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
窃据沈阳后,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
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
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
从后金天命八年六月伪金镇压复州兵民起,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
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
努尔哈赤的罪恶,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甯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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