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在东北的大屠杀！
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清军攻陷锦州后，也对全城居民三日搜杀,妇孺不免。
满清除了对东北汉人大肆屠杀外，还对东北地区，被掠夺为奴隶的汉人疯狂虐待。
在满清入关前，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被掠夺汉人总数，约100万左右（《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这些被掠往东北的汉人奴隶，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每年都有不少于2000名汉人奴隶自杀）（《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 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一方面，虐待和屠杀东北汉人。另一方面，又害怕东北的汉人太多，会导致他们丢失“龙兴之地”，便在封禁地区修浚边壕，沿壕植柳，谓之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城、条子边。
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先后修建柳条边于辽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区。禁止民人越过边墙打猎、放牧和采人参。辽河流域的柳条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而西北至开原北的威远堡，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周长一千九百余里，名为“老边”，也称“盛京边墙”。又自威远堡东北走向至今吉林市北法特,长六百九十里,名为“新边”。
由于满清的阻止，直到光绪时代，诺大的东北人口只有700万人口（多数也是来自山东和河北的汉人，或者被掠夺汉人奴隶的后代）。
东北真正得到开发，却恰恰是在民 国时代，也就是张作霖大帅的时代。为了稳定边防，应对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北洋政府和张氏父子整车皮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使得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到了1933年，东北人口已达2910万人！短短10年时间，昔日满清统治下荒凉的东北，被日俄肆意蹂躏的东北，已经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铁路85％国有化，电信设备98％国有化，东北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北大的六倍，约3000现大洋，超过总理段其瑞，1927年可以生产发动机（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北欧的设备），1930年亚洲第一部带空调的火车在大连诞生。连孙中山也对张作霖大加称赞，说他开发东北，使东北的民生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努尔哈赤极端反汉。
努尔哈赤自吹自擂“恩养尼堪（汉人，贬义）”却大杀辽民。
明天启三年， 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大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后金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后金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
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努尔哈赤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
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就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
努尔哈赤对汉人抗暴作出的反应，是进一步种族歧视、种族清洗。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
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
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
窃据沈阳后，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
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
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
从后金天命八年六月伪金镇压复州兵民起，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
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
努尔哈赤的罪恶，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甯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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