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始终影响历代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因素。古人把粮食比作“天”，认为粮食乃“民之
司命”，阐述了粮食的根本性地位及其重要性。中国古代
统治阶级关于粮食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有着高度认识，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粮食思想，还制定推行了一系列粮食政策。以下试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粮食思想和政策加以阐述，并就其现代启示予以讨论。
重粮贵粟政策
春秋时期，
齐国政治家
管仲较早地论述了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 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管子·牧民》开篇就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务必注重农时安排和农业生产，巩固国家的关键则在于粮食储备；国家富裕了，远方的人们就会前来归附，土地得到普遍开垦，农业发展，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粮仓里的粮食储备充实，百姓们衣食富足，礼节荣辱等道德观念就能够得以提倡。管仲的这段话，精辟地阐述了物质生产对于精神品德生产的决定性影响，阐述了农业生产和粮食储蓄的极端重要性。
管仲主要从两个方面具体强调了粮食的重要性：一是“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2]，强调粮食是民众的命根子，强调粮食对于民生的根本性意义；一是“粟者，
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3]，强调粮食生产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强调粮食对于治国安邦的重大意义。管仲还说：“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4]意思是说：不生产粮食的国家，就会亡国；粮食生产仅能自足的国家，只能称霸；粮食生产富足并有节余的国家，才能够统治天下。管仲在齐国主持改革图强的实践中贯彻了他的粮食思想，实施了多项重农政策。
管仲的粮食思想和所采取的重农政策影响深远，多被后世继承并有所发展，成为传统中国历代政治家奉行的原则。西汉前期，政论家晁错向汉文帝上
《论贵粟疏》，提出了“贵粟”政策，提出了“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的主张，规定民众向官府交纳粮食，“得以拜爵，得以除罪”，通过实行这样的措施，“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5]，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从而推动粮食生产。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于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颁布卖爵令，取得了预期效果，激发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采取多项政策来切实保障粮食生产。重农抑商政策就是其中之一。重农抑商政策最早由管仲在齐国的改革中有所实施。后来，
商鞅在秦国变法，明确提出“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6]，强制秦国民众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致力于增加粮食产量和布帛产量。多产粮食布帛者，可以免除其徭役，因从事商业或游手好闲而导致贫困者，则罚作官府的奴隶。自此以后，重农抑商政策成为历代王朝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其重视农业、保障粮食生产的政策目标十分明确。王朝国家还多实行禁榷政策，对利润丰厚的盐、铁、茶、酒等行业实行官府垄断经营，一方面攫取垄断利润以充实国家财政，一方面遏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遏制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弃农经商行为，也有着保障粮食生产的目的。王朝国家还常常对民间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如重征工商业者的资产税，设立重重关卡重征商品通过税，在市场内重征商品交易税等，来达到抑商和重农的双重目的。当然，王朝国家还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对农业和粮食生产予以正面扶持，如
秦汉时期实施授田制，
北魏北周北齐
隋唐时期实施
均田制，通过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调节，来保障农民的小块土地占有，使农民能够与土地直接结合。又如很多朝代实施鼓励垦荒、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借贷赈济、推广技术等措施。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重农贵粟的政策和措施，对推动各时期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增产，对维护王朝国家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