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一直在关注“当代文学”的危机。“当代文学”的危机来源于当代文化政治面临的严重问题。张颐武、陈晓明等许多人不断谈到“现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的霸权和压抑。但是，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却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当代文学”是在“新时期”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派生出来的，“新时期”形成了“现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巨大的学科优势，使“当代文学”被贬低为“次等学科”。然而，实际上“当代文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成为霸权和“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丧失话语霸权和中心地位的。他们把“当代文学”的危机、失败和崩溃的过程反而误认为是“当代文学”的发生。由于“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在“新时期”的取胜，“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等级与霸权发生了颠倒，“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被移用来研究和评价“当代文学”，阶级冲突被转换成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洪子诚通过知识谱系的研究指出，“当代文学”是在五十年代开始积极建构起来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代文学”的视野，是与“新时期”以“现代文学”为视点的“文学现代化”图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图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视为文艺的新的历史开端，解放区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被视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当代文学”被视为是“现代文学”的更高发展阶段和对于“现代文学”局限性的克服与超越。但是，这种“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和话语霸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的冲击下发生了危机和崩溃。“革命”进展的故事和创造一个新型的以工农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故事在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叙述里被讲述成为“救亡压倒启蒙”和“愚昧压倒文明”甚至“封建主义复辟”的故事。正是“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在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当代文学”遭到了否定和颠覆。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地位和学科等级才发生了颠倒，并且“当代文学”被消解在“现代文学”的故事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分裂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中国新文学”在“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基础上重新得到整合，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统天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讲述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启蒙”故事里。也正是在这个“启蒙”的故事里，五四和“新时期”才被重新置于历史的起点和制高点。在“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新文学”曾经由于“当代文学”的诞生而被分裂成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然而，也正是在“当代文学”崩溃之际，反过来产生了以“启蒙”为主题和宿命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此，按照“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或者说按照“现代文学”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评价标准“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必要。然而，也正是由于对于话语冲突的强烈感觉，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领军人物钱理群和陈平原的导师，王瑶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本身的压抑性质：“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样板的“重写文学史”在重申“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合法性的同时，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了“当代文学”和“人民文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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