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1878年近东危机，是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的又一次高潮。欧洲列强都不同程度的卷入这场危机，而德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扮演着“诚实的掮客”，貌似中立，实际上却偏向英奥，这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欧洲列强的态度 巴尔干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欧洲列强的不安，特别是英俄奥三个卷入最深的国家。奥国担心边境上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从而阻塞奥自失去中欧地位以来唯一剩下的向东扩张的道路。维护土耳其对巴尔干属地的统治有利于遏制那里斯拉夫势力的发展和扩大奥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再则，奥匈帝国害怕给国内斯拉夫臣民开创先例而造成国内分裂。而且，奥国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也不适宜这样做。因此，奥国反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德奥冲突由此不可避免。作为欧洲大陆强国,俄国的近东政策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避免外交孤立; 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确立有利的海峡体制；确保俄国在保加利亚的绝对优势。因此,巴尔干问题是俄国外交的中心,俄国力图借助插手斯拉夫民族起义,从而控制多瑙河各国,向巴尔干扩张,加强它对土耳其的影响。此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俄国南部全部海上贸易的唯一通道，而反俄同盟的可能组织者英国也觊觎海峡霸权，因为这是英国从欧洲通往印度的生命线所在。在英俄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俄国更需要德国的支持。从近东危机一开始出现，迪斯累利便把它视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机，因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三皇同盟就是一把无形的剑，刺痛了英国人的咽喉和心脏, 除去这把利剑对英国人的威胁成了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内容。他利用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间所固有的矛盾，采取了拉拢德国、引诱奥国、孤立俄国的外交策略。 二、德国在近东危机中的外交对策德国在东方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麦“公开宣称他对东方问题的绝对冷漠”，声称“不值得一个手榴弹兵为此牺牲”[1]p.29，但是近东大国关系的变化必然影响欧洲的外交结构。因此近东危机对德国是祸福相依：一方面，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把欧洲各国的视线从阿尔萨斯、洛林转移到东方，也为德国利用东方问题分化列强提供了机会，有助于减少他们联合反德的可能；另一方面，俄英奥三国随时可能要求德国对各自政策的支持，德国任何的不慎举动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与法国结盟。因此俾斯麦致力于保持中立，使德国避免卷入大国在近东的对立，并尽量使其他强国之间存在某种对立的形势。他希望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在这种局势下，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部需要我们；利用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2]p.284具体来说表现在：1、在避免俄奥冲突的前提下偏向奥地利俾斯麦多次谈到“我们能够容忍英俄关系的破裂，却不能容忍俄奥关系的破裂。”[3]p.33这句话显示了俄奥关系在俾斯麦外交优先顺序中的地位。然而奥地利和俄国在近东都有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几乎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发生冲突。德国本质上不能够在奥俄之间作出抉择，否则不是有俄法携手联合使德国面临两线受敌的威胁，就是奥法可能结成复仇同盟，消弱德国的欧洲霸权。俾斯麦需要控制的奥俄关系的“度”是使它的两个盟国能达成某种安排而在巴尔干形成并立之势，同时又都需要德国的友谊。因此，俾斯麦支持以“俄奥和解”代替“俄奥冲突”，“消除俄奥之间任何可能的摩擦”[5]p.119,支持二者在近东问题上达成协定。比如安德拉西照会、柏林备忘录、赖希施塔特协定等。德国在柏林问题上也帮俄国做了干预，比如，德国反对奥国要求进一步消减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占领人数和期限；在索菲亚行政区和巴统问题上予以俄国支持等。但是此时，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均势的考虑，德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已发生变化，德俄关系变得不可靠，德奥日益接近，德国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种种有利于奥国的表示。这些有利于奥国的表现是：第一， 1876年9月，为了保证得到德国的支持，沙皇在他的休养地口头探问德国的全权军事代表韦尔德将军：“一旦俄奥战争爆发，德国是否会采取像1870年时俄国所采取的那样的行动。”[7] p.355对于这个“会迫使德国不得不选定俄国而反对奥匈”的“博士问题”俾斯麦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复：德国即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实质上就是德国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对于俄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奥国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德国的态度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于1877年签订《布达佩斯协定》。第二， 俄土战争后（1878年3月）签订的《圣斯蒂法诺和约》中建立大保加利亚的条款直接威胁到英奥在巴尔干利益。此时俾斯麦又以“诚实的掮客”自居，表示不介入东方问题。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德国的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俄国于是被迫接受国际会议的仲裁。《圣斯蒂法诺和约》之后，奥国向德国进一步靠拢，俄国对德国增加了不满。第三，1878年6—7月的柏林会议上，身为东道主的俾斯麦居中调停，声称自己只是个“诚实的掮客”，极力维护俄奥双方的利益，在俄奥争执中尽量保持中立。但事实上，俾斯麦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损害奥国的根本利益和与英国导致决裂为基本前提的，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奥立场，这使俄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交出了所有胜利果实，比如放弃大保加利亚计划。俄国将这一切归咎于德国的支持不力，将柏林会议看作是“一次欧洲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合”。[4] p.2032 主张与英国结盟德国主张与英合作，推动英国支持奥地利。德国主张英德合作原因是：第一，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可能导致俄国与法国结盟，使德国在欧洲腹背受敌。与英结盟可以威吓俄国，使其认识到德国友谊的重要性，不致很快与法国结盟对抗德国，另一方面又可减少对奥地利的外交依赖，提高自身的大国地位。同时还可以牵制奥俄关系不发生急剧变化。第二，俾斯麦看到，由于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埃及问题上的冲突导致英法关系恶化，如果他把俄英拉到一起，法国就必将同俄疏远；如果俄国不愿离开法国，英国就会被迫同奥匈站在一起。无论怎样都可以减轻德国压力。因此，1876年1月，俾斯麦在会见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时建议英德在近东合作，指出德国“可以通过对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施加有益影响来支持英国在那里的利益” [4] p.40。而迪斯累利也知道，英国是一个海军强国，与俄国作战却需要强大的陆军作后盾。因此他决定乘机拉拢德国，利用德国强大的陆军，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破坏三国同盟。1876年10月，迪士累利试图与德国建立一个“维持现状的同盟”，而老谋深算的俾斯麦则提出交换条件，英德结成同盟反对法国。1877年1月，法德边界局势紧张，俾斯麦又寻求对德国行动的“中立”。 2月，俾斯麦进一步提出和英国结成反法秘密同盟的建议，但遭到英国拒绝，因为英国认为所谓的法国侵略和反德联盟并不存在。俾斯麦的危言耸听，目的在利用君士坦丁堡会议破裂后的混乱形势制造英俄不和，引诱俄国进行对土战争，给德国彻底击垮法国以行动自由。[4] p.91英国人不希望德国因再次打败法国而更加强大，拒绝了俾斯麦的建议。双方的同盟试探不欢而散。此外，俾斯麦还试图推动英奥在巴尔干的协调来增强他们与俄国的对抗地位。在英奥谅解谈判中安德拉西坚持既合作又保持独立的策略，并对德国透露了谈判的内容，俾斯麦表示“奥国可以信赖德国的支持”[4] p.110。经过3个月的谈判，双方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达成了有限谅解。直到柏林会议前一周英奥才签订一份内容有限的“君子协定”， 双方相约在解决东方未来体制上采取共同路线。但在有《莱希斯塔特协议》和《布达佩斯专约》存在的条件下, 它只能是英奥互赠的一张空头支票。1878年4月3日，英奥谈判重新开始，俾斯麦应安德拉西之请对伦敦施加支持奥国利益的影响，英奥两国很快达成默契,于1978年6月缔结新的英奥协定, 把俄国占领保加利亚的期限为6个月。这项协定成为《柏林条约》的蓝本。总之，近东危机期间，俾斯麦有意与英合作，但由于不符合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英国无意与德国结盟。对英国来说，合作是一回事，结盟又是一回事。结盟只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英奥协定的签订也只不过是英国瓦解三皇联盟的一步棋而已。 三、德国近东政策的评价 在近东危机期间，俾斯麦以“诚实的掮客”自居，其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实质上是联合英奥抑制俄国，这给俄德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柏林会议后，德俄关系恶化，“俄国的仇恨不是转移到它的劲敌英国身上，而是转移到原先当做朋友和盟国的一个德意志大国身上了。”[8]p.161正是由于柏林这个“诚实掮客”的欺骗与背叛，才使俄国在进行了一场胜利的对土战争后功败垂成而被英奥赢得“体面的和平”[9] p.51。之后，两国展开了两宰相之战和舆论战。在德奥关系方面，近东危机使德国认识到“它必须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择其一，而不是与两者都结盟”[1] p.30，而与奥地利结盟对德国更有利，因此，德国加紧同奥匈的外交接触，试图以德奥的紧密关系来弥补三皇同盟分裂，开始构建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说吞并阿尔萨斯一一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10]自普法战争以来，德国的力量不断上升。近东危机给德国一个表现机会，使其它大国都认识到一个崛起的德国已经屹立于欧洲中部。柏林会议所确立的英奥俄三大国在近东长期相持的态势给德国主宰欧陆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无一大国能够单独问津柏林所占据的欧洲政治中心地位，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势力均衡已经存在，德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形象和责任被正式确立。 参考文献[1] 【英】Charles Seymour, PH.D.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1916[2] 【联邦德国】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3] 【英】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George Allen&Unwin,London.1980. [4]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5] Richard Shannon：“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1915”,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London.1974.[6] 转引自 萧汉森、黄正柏：《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 【苏】赫沃斯托夫：《外交史》, 第2卷, 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8]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9]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10] 转引自 江捷，唐志明：《略论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近东政策及其影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