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语言表达上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如，他称黄炎培为“黄任公”、称齐白石为“齐老先生”、称炊事员为“某师傅”，等等。对同一对象，有时候也采用不同的称呼。如，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她成为国家领导人后，称其为“宋副主席”；向她通报党内重要情况时，则称其为“庆龄同志”。周恩来以此来表达自己亲切、热情或者严肃的情感。
周恩来与郭沫若相识在1926年3月。两个人从此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周恩来推选善于鼓动宣传的郭沫若担任厅长。郭沫若虽然敬重周恩来，但是却不愿担任这一职务，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是耻辱之事。周恩来耐心地说服郭沫若：“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郭沫若答应“考虑考虑”。但是在老朋友的宴席上，郭沫若喝醉了，大骂了一通“政客”，包括他自己。为此，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之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亲切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注：周恩来，曾用名伍豪）、“弟恩来”。这封信只有一句话，开头则称“同志”，落款写全名，表明了周恩来严肃的态度，并温和地批评他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郭沫若阅信深思后，决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就任第三厅厅长。
称呼是人际关系中传情达意不可缺少的手段。领导者对不同的对象讲话时，要注意其身份、职业、年龄以及场合等差异，恰当地使用称呼，该亲切的时候就亲切，该严肃的时候就严肃。这样，可以有效地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还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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