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的来看，理性是西方管理思想的核心。西方管理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客观性、系统性、超越性四个特点。管理思想史的演变，正是这几个特点交互作用的结果。
西方管理思维的第一个特点是分析性。分析就是带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问题，不断发问、追根穷底的过程。分析就是解剖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其机理，即解构穷理。古人提出了“道(或罗各斯)”，究竟是什么呢？
通过长期分析探索，紧密而完整的逻辑学诞生了，这可不仅仅是“因果”两个字所能简单概括的。中国的“天人合一”人生目标，若放到西方，一定会被问“天指什么？人指什么？合一指什么？为什么要合一？如何合一？”等等问题。
人们孜孜不倦地分析有疑问的事物，只有确认对错，才会心服口服；只有内心相信，才有行动动力；只有展现细节，才有实践可能。
世界无非分为自然、人-组织-社会两个方面，对自然的探究产生了自然科学，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结合产生了科学管理(泰勒)；对人-组织-社会的探究产生了社会科学，产生了西方民主制度，而管理学与人性结合，则产生了组织管理(法约尔)、行政管理(韦伯)等。
西方管理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客观性。真理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界争论的核心问题。真理就是符合(或逼近)客观事实的观念和规律。实证主义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最高展现。当泰勒的科学管理遇到困难时，梅奥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证明了人的自身对管理生产的重要性。
于是西方管理开始转向，在原有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引入人的情感因素，形成行为科学管理理论。
注重客观性势必引发实践性。凡所提出的理论或假设，必须通过行动予以验证，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既然大家觉得“格物致知”挺有道理，那就分头去格物、格完再回来讨论吧。
管理学恰恰就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科学管理、系统论、行为科学投入应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学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就是管理学丛林阶段。
西方管理思维的第三个特点是系统性。经过了细节分析，确认了所有零件的功能，再进一步整合，才能有效地串联起来，成为真正的、起作用的系统。
缺乏根基的概括，只能是空中楼阁。从早期的物、财，到后来的人，再到现代的社会伦理、环境因素，经过不断梳理，巴纳德提出系统组织理论，以及后来的系统学派和决策学派，再到战略管理和知识管理时期，都是系统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
从系统内部的均衡和优化，到适应外部环境的理论，都体现了西方思维系统性的应用。
西方管理思维的第四个特点是超越性。西方发展史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基督教信仰，人是上帝的子孙，具有局限性、屈从性。
但是在西方人的内心，根深蒂固的终极目标是超越，超越神超越上帝，有把人性无限放大的意欲。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到存在主义抗争，到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嘲弄嬉戏，无不体现着人企图超越上帝的顽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