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避讳朝代名称。至于清代著名的“清风”诗案（“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和胡中藻案（“一把心肠论浊清”）严格说不属于避讳，而是因一词多义而引起的歧义，再加上统治者猜疑而造成的。“清风”诗案是疑其讥笑满族乃落后名字，文化水平低；胡中藻案是疑其言清朝的污浊。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且通常只限于君主、尊长之本名，其字号则无必要。古代避讳主要有：
国讳
指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
秦始皇正月出生，取名“正”，《史记索隐》在《秦楚之际月表》“端月”下注称因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考古发掘战国末至秦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有一批叫做《语书》的竹简，其中几处遇到“正”字，都作“端”字，如“以矫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端”应为“正”。显然是为了避始皇讳而改的。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
吕后名雉，当时文书上凡遇雉字，均用“野鸡”二字代替。
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把姮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齐国权臣陈恒于是也就成了“田常”。
汉武帝叫刘彻，汉初有个知名辩士叫蒯彻，史书上就改称蒯彻为“蒯通”。
汉宣帝名刘询，故荀子在汉代成为“孙卿”。
汉光帝名叫刘秀，曾一度把秀才的名称改为“茂才”。
汉明帝叫刘庄，当时竟把《庄子》一书改称为《严子》。
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
更有甚者，宋高宗名构，为避“构”字而牵及“够”等字达五十多个！
宋钦宗名赵桓，故齐桓公宋代成为齐威公。
王嫱字昭君，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
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用作书名的春秋改为“阳秋”。晋人孙盛所撰史书因名《晋阳秋》。
唐太宗名世民，唐人行文用“代”字代替世字，用“人”字代替民字；观世音略称为“观音”，民部改称为“户部”。
唐代宗名豫，薯蓣曾经改名为“薯药”；宋英宗名曙，薯药又改名为“山药”。
清代入关代明的第一朝皇帝世祖名福临，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诏曰：“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
康熙年间，因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曾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辗转株连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处死刑者七十余人。
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经人告发说题中“维止”二字是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病死狱中惨遭戮尸枭首，儿子处斩，兄侄流放。
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
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
家讳
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须在言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又称私讳。
淮南王刘安父名长，他主持编写的《淮南子·齐俗训》中引《老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时，改为“高下相倾，短修相形”。
南齐谢超宗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超宗因此狼狈而退。
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刚饮过药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就要痛抽水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
袁德师因为父亲名高，便不吃糕这种食物；徐积父因为父亲名石，从来不用石器，不踩石子遇上非过不可的石桥，便让人背着他跑过去；北宋吕希纯因为父亲名公著，便不当著作郎；刘温搜因为父亲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不到嵩月、华山等五岳游玩；韦冀的父亲名乐，由于乐是个多音字，即可读作音乐的乐，又可读作快乐的乐，因此韦冀一生中不仅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不饮酒做乐，甚至不参加可以使之“快乐”的活动，真是不可理喻。
最令人惋惜的怕要算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了，就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进”与“晋”音同而犯家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韩愈因此愤而作《讳辩》，质问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作人了吗？”但他的这篇文章，却遭到了士大夫们的攻击诋毁。
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
子辈需要避长辈的讳，奴仆也要避开所有主子的讳。北齐的熊安，一次去见和士开、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犯讲讳，于是将自己的姓，名的第一个字都改了，自称为觫觫生。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触霉头了。
《红楼梦》中这样例子很多。林之孝的女儿原名红玉，因为犯了宝玉的讳，只好改为小红。薜蟠的老婆叫夏金桂，更是厉害。她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两字来，凡人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一日她与香菱说话，香菱不小心忘了忌讳，金桂的丫环便说：“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
中国民间流行着这样一个巧媳妇的故事：有一个巧媳妇的公公叫王九。有一天王九的朋友张九、李九，一个提着一壶酒，一个拿着韭菜来请他喝酒。因为王九不在家，请这个儿媳妇代为传话。等王九回来，儿媳妇对他说：“张三三，李四五，一个提着连盅数，一个拿着马莲菜，来请公公赴宴席。”
圣讳
即“为贤者讳”，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
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大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
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甚至，连孔子的母亲的名“征在”，在列入避讳之列。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从皇帝表平民百姓，从和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从宋代起，姓丘的就因为犯了孔子的讳而被迫多挂了一个耳朵，写作“邱”，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一些姓“邱”的学者才愤愤不平地把这个挂了近千年的耳朵去掉，重新姓了“丘”。
在民间也有自发地对圣贤避讳的现象。宋人郑诚非常敬仰诗人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
宪讳
指对上司官员的名讳。因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而对他们的名字要避讳，所以称宪讳。
晋羊祜死后，荆州人为避祜之嫌名，“户”改为“门”。宋田登作州官，将“点灯”改为“放火”。
个人讳
顾名思义，就是对自己名字的避讳。
宋时有州官田登，自讳其名，州境之内皆呼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南宋的钱良臣也有讳其名，他的小儿子颇聪慧，凡经史中有“良臣”二字的，读时均改为“爸爸”。一天读《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遂将其改读为“今之所谓爸爸，古之所谓民贼也。”原想尊敬，反成辱骂了。
还有一位老兄姓赵名宗汉，他把“汉”字据为已有，规定下属及其家人遇到其它地方的“汉”字，都要改为“兵士”。一天，他老婆去拜罗汉，他儿子正在跟老师学习《汉书》，仆人向他禀报时说：“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老师，在教《兵士书》”。
五代时的冯道，历朝为相。一天他的门客给他讲老子的《道德经》，可书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中竟有三处犯讳。为了避讳，门客灵机一动，将这句话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令人啼笑皆非。
宋朝宣和年间，有一个人名叫徐申干，任常州知府，自讳其名。州属某邑的一位县令一日来禀报，说某事已经三次申报州府，未见施行。因为话里出现了一个“申”字，于是除知府暴跳如雷，大声喝斥说：“作为县令，你难道不知道上级知州的名字吗？是不是想故意侮辱我？”谁知这位县令是一位不畏权势的人，他马上大声回答说：“如果这事申报州夜而不予答复，我再日报监司，如果仍不见批复，我再申报户部，申报尚书台，申报中书省，申来申去，直到身死，我才罢休”。他不管犯不犯讳，雄赳赳地说了一连串的“申”字，这才扬长而去。这位知州虽然气得不得了，但也无法定他的罪。
宋代的杨万里任监司，一次出巡察某州，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马上插话说：“万里昨日到”。这使当地太守感到很狼狈，便下令将这位歌妓送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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