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2-11-25
理学的官学化及其式微过程
朱元璋尊崇儒家思想的实际内容，其实只是程朱理学。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致使程朱理学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正如陈确听说，"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永乐年间，明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者的建议，下令由官方出面，编修有关程朱理学的著作，由此开启官修理学书籍的先声。1415年，由明成祖亲自主持和作序，由胡广、杨荣等人具体负责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开始编修，这明显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化的完成和确立。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尽废古注释不用，程朱理学不仅成为明朝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根据，而且成为牢笼天下人心的唯一凭借。 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一方面提高了理学的地位，有助于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进行政治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官学化的过程，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因为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都势必导致其活力的减弱和式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时的学者不仅缺少思想的创造，而且在学术上也极少创新，划地为牢，一依程朱的范围。如明初名儒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虽然名气颇大，但其思想和学术贡献却极少。
在上述诸名儒中，宋濂是宋元以来金华朱学的传人，是元明易代之际承前启后的大理学家，其学以程朱理学为家。他对明初礼乐制度的制定超过相当大的作用，其理学思想也对后来影响甚巨，是有明三百年首倡"钟吕之音"的人物。然而如果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可见其独特的贡献殊少。他的理学思想属于典型的朱学系统，以为世界之所以有万物和万物的变化运动，主要是因为"元气"的作用。而元气的背后，则是"天地之心"即理的主宰。显然，这与朱熹所讲的理气关系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他的思想也杂有佛教和道教的因素，甚至公开援佛大儒；另一方面，作为金华学派的传人，他又对浙东功利之学相当倾心，主张用性，立事功，著之民用；又曾学于吕祖谦的后学李大有，故而其学又有目学重经制、典籍的特点。 方孝孺是宋镰的学生，其思想见解上承宋镰，而安出于朱熹。他一方面遵从朱学博学致知的功夫，同时叉主张践履笃实。强调学问要和事功、践履结合起来，主张齐家为治国之本，而齐家又以《周礼》中的宗法制为遗典大法，企图以《周礼》的模式来改造现实社会。在对待佛教与道教的态度上，他与宋濂稍有不同。宋濂出入于二教，方孝孺则以工教为叛道者，公开声言要驱逐佛教，有"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仲伯，故为有明之学祖也"的声誉。曹端与方孝孺同时而稍后，是明初北方一大儒，其学术为明初理学之冠。他毕生专心性理，躬行实践，倡明儒学，排斥佛教与道教。他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等书，深叹"道在是矣"。遂笃志研究，用力极深。他所说的太极，就是理。理是万物之原，是万物的主宰。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取气，而不是朱熹所说的"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大亦与之一出一入。"其实，他和朱熏一样，都是把理与气视为二物而非一物。因此他强调，为学欲至乎圣人之道，必须从太极上立脚跟。不过，他在尊崇程朱的同时，也并不完全株守程朱，而对陆九渊的心学也有相当的倾心，具有一定的心学倾向。他说，"事事都于心上做功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这种事心之学，主要是在一念萌动的瞬间下功夫，即偏重于自思反省。显然这是向陆九渊心学的靠拢。
继曹端而起的是薛瑄。薛瑄开北方"河东之学"，门徒遍布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之大宗。薛瑄为学，一主程朱，注重恭行。在他看来，儒家学术发展到朱熹，"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恭行而已。"认为《四书》、《五经》，周程张朱之书，已将道理说得很明白，道统正传全在于是，舍此而他学，哪里还有什么学问可言呢?正是由于他格守宋儒的学说原则，故而被清儒视为朱学之正宗。其学以复性为宗，强调为学只要知复性而已，所谓学实际上只是学天理人伦，"天地万物，惟性字一字括尽"，并留有"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始觉性天通"的哲理诗名句。至于其复性的方法，主要强调朱熹的下学功夫，以为性非特具于心者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皆是也。因此功夫之要不在于体会那些天理，而是要在平常的凡事中加以体现。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在理学家极为重视的理气问题上，薛瑄的基本态度是着力发挥曹端的理气一体说，从而完成对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的修正。他说："理气无先后，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
与薛瑄同时并为明初朱学大家的还有吴与强。吴像薛瑄一样一依宋人成说，其不同在于薛瑄主下学功夫，而吴则寻向上功夫。他认为，圣贤所言、所行，无非是在天理，去人欲。因此，要学圣贤，就不能舍此而他求。故此，他格外强调以身心的修养去变化人的气质。其方法，就是去读圣贤的书，去体会圣贤的遗言，如有不合，则当下克己复礼的功夫，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固有之仁义礼智不为外物所胜。这样，即便当不成圣贤，那么应事也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失误。其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功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 由于他提倡静中体验，兼采朱陆之长。故而其学传陈白沙(献章）反而背叛了朱学而开启王阳明心学之先河，这似乎也意味着朱学的式微与心学的崛起。
吴与弼的弟子有陈献章和胡居仁。胡居仁虽为吴之弟子，但其学似乎较乃师更为纯正，他既不满于陆九渊，也不满于陈献章。对前者指为空虚近禅，对于后者，则视为流于黄老。故而被《明史》视为是明初诸儒中守朱学之最纯者。在理气问题上，他以为理是气之主，气是理之具，宇宙间只有实理流行。其学以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如何持敬的问题。他说："圣贤功夫虽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肃然白整顿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纯一底意?quot;；"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在心与理的问题上，胡居仁提出"心与理一"的观点，以为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也失；理明则心必明，心明则理也著。故而主张"存心穷理，交致其功"。至于穷理的方法，在他看来则不止一端，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
统观明初的理学，这些理学家虽然属守程朱的遗规，但也同时继续了元朝儒家学者已开启的朱陆合流的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纳了一些陆学的观点，以完善程朱理学之不足。
阳明学：心学之集大成者
明朝的天下是朱元璋率领农民军从蒙元统治者手中夺取的，然而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大约到了明朝的中期，明代的帝王已远没有当年朱元璋的那种气象和勤政精神，他们除了知道整天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对于国家政事久已无心过问。国家大事落到了奸人和宦官门的手中。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开始发生相当重要的变化，人心不古，崇尚奢靡，公开追求物质享受。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精况尤为突出，于是一股强烈要求摆脱儒家思想传统的束缚，要求个人意志自由展开的思潮便油然而生，不可遏制。儒家的伦理道理与现实社会开始发生严重的冲突。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如何面对这些现实，如何对这些现实进行纠正，以回归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的基本要求上来，便是儒家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当时，正在行时的程朱理学虽然势力强大，深得官方的青睐，但由于其思想体系本身的局限性，使其根本无法担此重任。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思想方法的支离破碎的特征，更使为数众多焦灼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其失望和望而生畏。他们渴望获得一种能够迅速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程朱理学，而向陆九渊的心学靠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先有意放弃程朱理学，向陆九渊心学靠拢的是陈献章。自从他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的儒学思想便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既是明代复兴陆九渊心学的第一人，也是明代心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的先驱者。其学总的来说，是以自然为宗，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自得为归旨，并以自得之旨教人。他的所谓自得，即"舍彼之繁，求吾之约"，"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换言之，自得即求之吾心。于是陈献章的心学便自然的是以心为本体，以静坐求心为其基本方法。在他看来，静坐是去掉驳杂支离之病的手段，静坐的目的，是寻见端绪，找到心与理的"凑泊吻合处"，所以他又有所谓"静养端倪"的说法。他以为，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不可仅仅凭借书本上的知识。学问之要在于求诸心，只有心静若水，虚明静一，才能达到内外合一，一以贯之的自然、自得的精神境界。此点正是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心即理，静坐求之吾心，而吾心即是理，此理是包摄一切的。
陈献章心学思想的直接传承者是其及门弟子湛若水。湛若水与王阳明同时讲学，而又各自自立门户，在明代心学的发展史上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思想资源的凭借来说，陈献章是继承陆九渊而又有所发挥，并将陆九渊的思想尤其是其主静的思想上推到周敦颐和二程兄弟。其发挥所在则是根据自已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甚至是对释老学说的体会和吸收，因而具有明显的开山性质。湛若水则稍不然，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承袭陈献章的。他所提出?quot;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便被陈献章嘉许为是以自然为宗，达到圣贤境界的可靠途径。陈献章对他说，"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住处也"；"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由此可见，湛若水正是把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道，演化为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只是湛若水也不同意陈献章"舍书册，弃人事"而单纯习静的修养功夫，以为此种方法必将流于禅学。他认为，体认天理只能作为动静合一、体用一致的方法。
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勿助勿忘"以作为体认天理时所应维持的心理状态，这是对陈献章以自然为宗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他以体认天理解释格物，这自然与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格物的说法发生分歧。他斥王阳明的格物为"正念头"之说，并批评王阳明指"腔子里"而为心。以为王阳明的格物说有"不敢信者四"，而自信他自已的格物说有"可采者五"。
在明代儒家思想史上，湛、王二人各立门户、相互对立是本然事实。但是这样说，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真的视若仇敌。事实上他们二人的个人关系非常好，思想上也有许多相同和相互吸收之处。他们的弟子或学于湛，而卒业于王；或学于王，而卒业于湛。对于湛若水，王阳明曾经评价道："吾与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予之资于甘泉多矣。" 对于王阳明，湛若水也有评价："阳明公初主格物之说，后主良知之说，甘泉子一主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然皆圣贤宗旨也。而人或舍其精义，各滞执于语言，盖失之矣。故甘泉子学为之语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则同也?quot;由此可见，二人的交情不仅深厚，其思想宗旨的互补性也极强。
王阳明系浙江余姚人，本名守仁，字伯安，曾筑室阳明洞中攻读、讲学，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其后任职江西；因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及平定宁王之乱有功，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溢文成。他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王阳明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山中贼"，一是"破心中贼"。前者谓其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功方面，后者谓其建立心学理论体系，?quot;辅君"、"淑民"为根本目的，自以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