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实人》是法国作家
伏尔泰所著的哲理小说，写于1759年。
小说主人公老实人寄居在一个德国男爵的家里受“哲学家”邦葛罗斯的教育。邦葛罗斯是“一切皆善”学说的鼓吹者，他宣扬“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老实人起初也很相信这种说法。
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却恰巧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完善”：老实人因为和小姐居内贡自由恋爱被贵族偏见极深的男爵赶了出来；他被抓兵到军队里因自由行动而遭毒打；在战场上，他看到两军互相屠杀、奸淫掠夺，惨无人道；在流浪中，他几乎没有碰见过好人，不是宗教狂热的信徒，就是干扒手
勾当的神甫和敲诈勒索的法官；他的经历也是骇人听闻，先被误认为异教徒差一点被
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后又在巴黎被骗子神甫等一伙几乎盘剥一空。他的爱人居内贡的遭遇也很悲惨，在战祸中全家被杀，自己被当做奴隶辗转贩卖，最后成为一个相貌奇丑的洗衣妇。至于邦葛罗斯，他口口声声“天下尽善尽美”，但现实狠狠嘲笑了他：先是染上脏病烂掉半截鼻子，后又被宗教裁判所施加火刑，险被烧死。此外，老实人和居内贡的同伴，他们的经历也无一是幸福的。
面对着这个世界，老实人最后对邦葛罗斯叫道：“得啦，得啦，我不再相信你的乐天主义了”，他说：“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难啊”。
“一切皆善”的说教来源于德国17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
莱布尼兹，他曾提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在这个可能最好的世界，一切都趋于至善”。这是一种维护现存秩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舆论。
伏尔泰这篇小说就是无情地嘲笑这一为神权和王权辩护的哲学，他整部小说都是为了否定这种理论，证明这个世界不是“一切皆善”。
《老实人》写于伏尔泰创作的后期，战斗性较强，对社会的批判比
《如此世界》更为尖锐，它集中揭露那个世界的阴暗面，而没有象《如此世界》那样，在不合理的现实里去挖掘某些“合理”的成分。它讽刺的笔锋从德国到英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横扫整个欧洲。它的批判面很广，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写一个黑人这样控诉老板：“每年给我们两条蓝布短裤，算是全部衣着。我们在糖厂里给磨子碾去一个手指，他们就砍掉我们的手，要是想逃，就割下一条腿”，揭露了
殖民主义残酷野蛮的剥削。
它通过老实人在巴黎的见闻，指责“在这个荒唐的国家里，不论是政府、法院、教堂、舞台，凡是想象得到的矛盾都应有尽有”。他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政治事件，他在叙述1757年一个乡下人因伤了
路易十五而被凌迟处死的案件时，通过人物之口这样控诉道：“啊，这些野兽，一个整天唱歌跳舞的国家，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这简直是猴子耍弄老虎的地方。”所有这些，在嬉笑怒骂中又有愤慨的抗议。
《老实人》以高度的讽刺艺术，对腐朽的社会力量——贵族、教士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它无情地嘲笑贵族的阶级偏见，表现出这个阶级没有什么可以自傲，只是一批荒淫可耻的东西。最典型的一段是关于邦葛罗斯脏病的“家谱”：他从侍女巴该德那里染上了这个病，巴该德的病，“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
哥伦布的一个同伴”，短短一段把贵族、教士可耻的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
小说还对贵族阶级以门第自傲与他们日趋破落的现状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特别是在小说的第26章写了6个丢失了王位的国王，他们聚集在一个小旅馆里，有的“囊无分文”，有的靠赊账过日子，时刻都有进监狱的危险。这种漫画式的描写虽然荒诞夸张，但是从本质上反映了18世纪法国的
君主专制政权已经日落西山，勾画出
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
小说中与邦葛罗斯的“一切皆善”论相对立的，是另一个“哲学家”玛丁的怀疑悲观思想。他向老实人宣传“人性本恶、永远不会改善”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人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不过是些幻影和灾难”。老实人并不同意这些观点，这也代表了伏尔泰的态度。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人类会趋于完善，这是伏尔泰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他在小说中写了一段老实人游
黄金国的故事，勾画出他的
乌托邦理想国。在这个国家里，地上的泥土石子就是黄金，根本没有人要。人们穿的是“金银铺绣的衣服”，吃的是“珍馐美馔”，住的房屋“仿佛欧洲的宫殿”，有“贤明的国王”，没有法院和监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没有宗教狂热，但人们“从早到晚敬爱上帝”。这个理想国是伏尔泰社会、政治理想的图解，完全是一种不切实的幻想，充分地反映了伏尔泰的世界观的
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
现存的世界是不完善的，黄金国又是那样虚无缥缈，那么，人应该如何对待生活呢？这是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提出的问题。他在小说的结尾对此作了答复：最后，老实人与居内贡结了婚，和他们的同伴结成一个小团体在一起生活，他们买下了一小块土地分工负责进行耕作，他们不时也探讨生活的意义，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因此，“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就是伏尔泰的答案。这种答案在当时统治阶级荒淫无度、社会风气腐败恶浊的历史条件下，固然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待那样一个不合理的世界，结论却不过是埋头工作、独善其身，毕竟说明作者所要阐述的哲理，还远不是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