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之前，我们简要地来看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内是爱德华时代乐观主义的全盛期，脑子和高级的思想被认为最终使我们成为现在的人。于是在人类学界，这种流行的社会世界观表现为：人类进化最初的推动力不是两足行走而是扩大的脑子。20世纪40年代，世界处于技术魅力的束缚之下，于是“人、工具制造者”的假说流行起来。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肯尼思·奥克利（KennethOakley）创建了这个假说，他提出制造和使用石器而不是武器，才是我们进化的动力。当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时，又强调从猿到人的较为阴暗的分化——用暴力来对付自己的同伴。澳大利亚的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Dart)最初提出了“人、凶杀者的猿”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这可能是因为它对战争中的恐怖事件提出了解释（或者甚至是借口）。
稍后，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们把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视为人类起源的关键。几个研究小组研究了现在的技术上原始的人群，特别是在非洲，其中最著名的是桑人（KungSan，曾错误地被叫做布西曼人）。由此，出现了一种与自然界协调的人的形象，既尊重自然界又用复杂的方式来利用它。这种对人性的想象力，非常符合于当时流行的环境主义。人类学家们对狩猎和采集的混合经济的复杂性和经济安全性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只是狩猎被强调了。1966年一个名为“人、狩猎者”的重要人类学会议在芝加哥大学举行，与会者中压倒一切的高调，就是狩猎造就了人。
虽然这些假说所宣称的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达尔文所指出的一套被重视的人类特征在人类刚开始出现时就已确立了，就是仍然认为最早的人科成员有某种程度的两足直立行走，有技术和增大的脑子，因而人科成员已是文化动物——从而有别于自然界其他的一切——一开始就是如此。近些年来，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曾于70年代提出人类的各种特征不是同时起源的，而是渐次出现的，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开始制造工具，社会随之形成，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这个时期的生物或“前人”在分类学上属于人科，是人的进化系统最初的阶段。
事实上从考古记录便可看出达尔文假说没有适当和具体的证据。如果达尔文的“一揽子”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期望从考古记录和化石记录上看到两足行走、技术和增大的脑子同时出现。可是我们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因此，就史前记录的一个方面，就足以表明这种假说是错误的：即没有发现石器的记录。
石器不像骨骼，骨骼难以被石化，而石器实际上是不会被破坏的。因而史前记录的绝大部分都是石器，它们是从最简单的技术开始向复杂的技术发展的证据。
这种工具最早的例子——由卵石打击几片石片而制成的粗糙的石片、刮削器和砍砸器——出现在距今大约250万年前的记录上。如果分子证据是正确的话，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大约700万年前，则我们的祖先能两足行走到他们开始制造石器工具之时，几乎有500万年的间隔。不管是什么进化动力造成了两足行走的猿，这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许多人类学家相信，250万年前石器的出现与脑子的开始扩大是一致的。
脑的扩大和制造石器与人类起源时间不同的现实，促使人类学家从另一方面重新考虑人类起源的问题，结果是最新的假说出自生物学方面而不是文化方面。这是人类学的一种健康的发展，不只是因为我们形成的想法可以通过与已知的动物的生态和行为相比较而得到验证。我们这样做，并不一定要否定智人具有许多特殊的品质。相反，我们是从严格的生物学的关系中来寻求那些特性的起源。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人类学家们在说明人类起源时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两足行走的起源。即使人类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单一的事件上，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正如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欧文·洛夫乔伊（OwenLovejy）所说的“从四足行走进化到两足行走，是你能在进化生物学的解剖上见到的一种极大的改变。”他在1988年的一篇通俗文章中说：“在许多骨骼上、牵引骨骼的肌肉分布和四肢的动作上，都能发现这种重大的改变。”研究一下人和黑猩猩的骨盆便足以证实这种看法：人的骨盆矮而宽、呈盆状，而黑猩猩的则是窄长的，两者的四肢和躯干，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足行走的形成，不仅是一种重大的生物学上的改变，而且也是一种重大的适应改变，以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所有两足行走的猿都是“人”。这并不是说，最早的两足行走的猿的物种已具有某种程度的技术、智慧或者人类的任何文化素质。我的观点是两足行走有着巨大的进化潜能——使上肢解放出来，以致有一天能用来操纵工具——其重要性从我们叫他“人”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到。当然这些人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可是如果没有两足行走的适应，他们不可能变成像我们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