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2004年，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由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使其贸易保护倾向不断加强，给中美贸易造成了不断的摩擦。加深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经济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关系和纠纷,为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环境。
（一）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中美双边经贸规模不断扩大，美国试图通过贸易限制对中国进行遏制。
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升级，中美贸易也由最初的中国处于
逆差转变为美国出现逆差，并且美国的逆差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内主张对中国进行限制或遏制的势力明显抬头。它们将本属于其国内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中国出口的增长。它们认为中国出口的增长是由于进行“不公平贸易”和
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因此它们强调在反倾销、知识产权、环保标准甚至是劳工标准等方面对中国产品进行限制。实际上，美国国内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出口进行限制并不能达到解决或缓和这些问题的目的。由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具有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必然向海外转移。美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并不能使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发展，也不能使其劳工重新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反而会使美国广大的消费者由于进口限制而增加支出，使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由于美国国内缺乏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往往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美国从成本和价格更高的
国家和地区进口这类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只会带来福利损失，是典型的“损人又损己”的行为。
（二）一直以来，美国习惯于以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为由，采取单边行动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限制和制裁，美方是摩擦的发起者。
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大部分都是由美方对中国的不合理限制和制裁引起的。在中美签订入世协议和中国加入WTO以前，美方曾就是否给予中国
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每年一次的审议，并试图将此与中国国内的人权、民主和西藏、台湾等问题挂钩，对中国进行不合理的限制。1996年，美国违反中美纺织品协定的规定，在未与中方磋商和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单方面扣减我国13个类别纺织品的配额，给我国造成严重损失。在知识产权领域，从1991年到1996年中美曾经发生过三次较大的摩擦，每次都是由美方宣布对中国发起“特殊301”调查引发的。2003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摩擦就有对彩电进口实行反倾销制裁、对木质家具的进口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以及对出口美国的针织物、袍服和文胸等纺织品采取紧急配额限制等。中国目前已成为美国反倾销的主要对象，据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件所涉及之总金额达16亿美元。另外，美国无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反倾销问题上坚持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待遇也是明显地制造摩擦的做法。在这些问题上，中美都将长期存在分歧和矛盾，也长期存在引发摩擦的可能性。
美国敢于主动挑起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大。现实情况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确是不对等的，甚至是严重不对称的。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对美国较高的依存度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二是中美贸易在双边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对称。三是美国经济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较为显著。美国GDP每下降1％，其总进口额就被拉低2％—3％，分摊到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就会达到5％—10％。正因为如此，使得美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贸易政策，甚至挑起摩擦。
（三）美国出于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的需要，将贸易限制的领域不断扩大，形式日益多样，给中国造成的损害明显上升。
中美贸易摩擦的领域不断扩大，从最初的货物贸易领域向
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领域延伸。贸易摩擦的形式也从最初的最惠国待遇、关税和配额问题扩展到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农产品补贴等问题，再到目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环保标准、保障措施以及劳工标准等等。
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屡次挑起摩擦。上世纪90年代，中美之间曾经发生过三次较大的知识产权摩擦，甚至要发展成为
贸易战。美国不断利用反倾销手段打击我国出口。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发展，美国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的案件不断上升，由此已影响中国数十亿美元产品的出口。2003年底，美国30余家生产木制卧室家具的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
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的家具提出的反倾销起诉，这起反倾销案涉及中国135家企业12亿美元的出口市场，是到目前为止对我国反倾销金额最大的案件。除知识产权、反倾销等领域外，美国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保障措施和劳工标准等问题上对中国产品出台一些限制政策，制造贸易摩擦。
（四）由于贸易政策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贸易摩擦也从局部的商品或产业领域发展到经济政策或制度领域，从微观摩擦发展为宏观摩擦。
随着贸易摩擦的商品领域不断扩大，引起摩擦的限制或制裁形式日益繁多，摩擦的层次也不断升级。贸易摩擦的重点正在从局部的商品或部门转移到系统的经济政策或制度层面，这种变化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也不断加快，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中国进行适当的遏制是美国的一项战略考虑，而从局部的商品或产业层面进行遏制已经难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因此未来美国将更多在政策或制度领域与我国产生摩擦。另一方面，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使两国之间的贸易已超出了单纯的经济领域，对两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按照这种趋势，两国的经贸关系的影响还将超出两国的范围，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两国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超出双边范畴，日益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重要问题。
这种趋势的重要反映就是从2003年以来美国不断向中方施加压力，力图迫使
人民币升值和让我国改变
人民币汇率制度。这一事件的背景就是美国认为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形成机制对其贸易利益造成了损害，是导致美国出现大规模逆差、严重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五）贸易摩擦日益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贸易摩擦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将中美贸易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并在这方面形成了相应的要求贸易保护的压力集团。从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最直接的一些原因或借口来看，美国国内将大量的国内问题
归因为中国大规模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如：失业增加、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产业衰退或转移、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就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越来越多地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贸易摩擦也明显地表现出政治化的趋势。
大量的贸易摩擦背后都隐藏着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向政府游说或施压的因素，这些因素经过国内政治程序最终表现为对华限制的贸易政策或措施。例如，2002年3月，美国宣布实行钢铁保护最终救济方案“201条款”，该条款规定，对钢材、
长板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8%～30%的关税。美国的这项措施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已经衰落的国内钢铁工业利益集团的要求的表现。再比如，每当美国国内总统大选的临近，政府在贸易政策上就会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获得更多的选票。贸易摩擦的政治化使中美贸易已经不断偏离单纯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分析的按照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决定的贸易模式实现“双赢”的目标。贸易问题要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使贸易的发展和摩擦的处理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期。
参考资料：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