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公务工资制度改革，反腐倡廉，治庸治懒的措施要跟进。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是贯彻落实公务员法的具体措施。但是要看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公务员收入问题不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而是各种附庸于权力的“隐性收入”，包括个别腐败官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非法收入，如果工资改革之后，重要岗位公务员的权力仍然不能受到制约和监督，权钱交易仍然得不到有效遏制，则达不到公众预期的效果。同时，在公务员队伍还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干与不干一个样，干的不如看的等懈怠公务，作风拖拉现象；甚至出现英模人物带病坚持在艰苦条件下工作几十个小时，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那种令人痛心的事。如果只是在职务、级别、工龄等固定标准上改革，而不是兼顾不同岗位公务员所付出的劳动以及劳动的效率，那么则很难起到调动广大公务员积极性的作用，对社会公众来说，仍然是不公平的。
其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对暴利和垄断行业收入依法进行干预与规范。调整和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透明度与公众知情权的问题，直接涉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社会公平。收入差距已成为社会公平最直接的尺度，贫富差距的加速扩大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亟待破解的难题。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此次改革的一项基本目标。在改革的进程中应着重对暴利行业进行曝光，严肃查处侵犯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如近日媒体报道的一个倒闭电厂的抄表工工资都有10万元，引起公众强烈反响。那么，到底供电企业的成本与利润比例是多少？职工工资又在总成本占多大的份额？至今也没有一个交待。调节高收入和遏制非法收入需立法与执法的介入。很多垄断行业，如公用事业的垄断却是往往和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因而必须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予以调控和干预，尤其是职能部门应主动作为，通过一系列硬性举措，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推动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而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达到社会公平。
其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与扶贫济困应紧紧跟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此时，社会救助系统的建立很有必要。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因病因残因教致贫的下岗职工和困难农民最需要得到政府的直接救助，这一群体对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抱有很大期待。近日，笔者频频从媒体上看到报道，中央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决策很受民众拥护，他们普遍希望即将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能切实维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使社会财富得到更公平合理的配置。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开展公务员工资制度等一系列领域收入分配改革的同时，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城乡特困群众的救济救助工作力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如果公务员和其他行业的收入上去了，低收入群体“水涨船不高”，则势必使本来就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只有在改革中运用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的手段，进行必要的利益调整，充分调动和整合各种资源，致力于扶贫济困，助残救弱，使贫困者对社会公平和享受发展成果触手可及，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才会成为一种真切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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