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变形记》的主题思想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2、《
审判》的主题思想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襄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随着诉讼的发展，他却日益关心起他的案子，几乎天天为案子四处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3、《城堡》的主题思想小说描写了普通人与行政当局之间的对立。在森严的行政当局面前，在极度官僚主义和窒息人的
社会关系面前，在腐败的
奥匈帝国统治下，普通人的普通愿望也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在层层机构的
官僚作风下只得窒息而死。既然没有聘请K，却给他派来了两个助手；K尚未到任，却收到了城堡当局对他工作表示满意的表扬信，而这封信是从废纸篓里拣来的，信差也很久没见过城堡官员了，而且他根本没有资格主动见到那位高不可及的克拉姆。这是一座寒酸的、破败的城堡，“既不是一个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但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仍然高不可及。城堡官员常常到专供他们淫乐的赫伦霍夫旅馆来寻欢作乐，女侍者们竟以此为荣。巴纳巴斯的妹妹阿玛利亚拒绝了某官员的追逐，竟至于全家在村里被人们看不起，因为她竟敢反抗威严可怖的统治者。K的失败在于城堡当局惊人的官僚作风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在于周围人的冷漠。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同情心。既然如此微小的目标都难于达到，那么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角度看来，卡夫卡对
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揭露。
4、《判决》的主题思想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但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5、《致科学院的报告》（1971）描写
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
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
唾沫、学人喝
烧酒、学人语喊“哈罗”。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6、《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7、
《饥饿艺术家》（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8、《地洞》（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
鼹鼠类动物。作品采用
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
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