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一个功能性极强的能指。它之所以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并不存在一个确切的所指，或者说，它是一个集能指与所指于一身的自指。难怪其内涵是那么迷离恍惚、捉摸不定。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崇高的自我指涉的符号。在这个一切都在急剧变迁、在“爆炸”的时代，“人文精神”充当着信仰的旗帜、价值的尺标。斯文扫地，主义没了，真善美不再时髦，但还有人文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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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还有人文精神。
当然，“人文精神”飘红，是因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尴尬：后现代已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之际，前现代仍死乞百赖不肯下台。执政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完全接受了市场经济观念后的滚滚商潮，而伴随这滚滚商潮而来的，却是道德沦丧和人欲横流，更是人文知识分子在长期疏远于庙堂之余，其经济、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滑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大潮中，知识人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文”也被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遂有扛起“人文精神”大旗的必要。在此意义上，“人文精神”是一项现代乃至后现代发明。毕竟，传统汉语语境中只有人文，而没有“人文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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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不仅含义丰富，殊难把握，也是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词，不可能准确译成西语。若不假思索，它很可能不幸被译成humanism、humanisme或Humanismus。这西语词从字面上看有只见人而不见文之嫌。若反过来用汉语的“人文精神”（甚或“人文主义”）译humanism，则多出一个“文”字来。这里的“文”是关键，比“人”重要得多。唐孔颖达疏“人文”曰：“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唐君毅认为，“文”使人想到文字、文章、文制、文教、文命、文华等等。这种意义上的“文”，其功能即便不是惩罚，至少也意味着规训、教化或抑制，并没有那种人们动辄强加它身上的高贵品质。当然，文艺复兴时期西文中的humanism有做古希腊罗马学问的意思，但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价值义涵，即强调人的尊严、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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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妨看一看儒学史上的理（在功能上与西方的上帝大致相当）欲之辩。理欲之辩建基在天理与人欲对待、人欲有悖天理因而需加以克制这一认知上，其本质是天人对待、天人冲突。这与经典儒学的天人合一的诉求已有不小的距离。故有戴震站出来，以“以理杀人”控诉之、声讨之。可比的情形，是文艺复兴以降西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价值观的确立。这意味着神而人的价值转向，后来更演变成了人的膨胀，神的退隐。当尼采最终出来宣布“上帝死了”，“我们杀死了他”，岂止上帝已被杀死，传统价值观几已统统被杀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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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这“美妙的新世界”，这伟大的后现代。在价值和认知的双重意义上，人文主义已导致这么一种现代乃至后现代景观：“本质”失去了立锥之地，价值遁入了非非之境。在形而上学死去多年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更兴起了德里达式的新型形而上学。它是解构主义或反本质主义的。看上去，它也真忙个不停地攻打那形形色色的“本质”，如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这似乎没有错，“政治正确”是也。可是这新型形而上学也无时无刻不在作它那伟大的宣示：解构即存在。因此很难否认它在向着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迈进。从逻辑上讲，这新型形而上学对所有价值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要解构的。在此强势话语的统制下，中国文化的同一性不可能不遭受摧残，主体性原本就十分羸弱的我国西方文学研究也难逃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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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面对这只秀色可餐的鲜果时，千万别忘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和学术主体性，千万要记住这仅仅是一只可吃的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被它的危险汁液麻醉，被它摄去魂魄，沦为供它享用的肥美大餐。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要向对待“人文精神”那样，对形形色色的新型形而上学也应加以批判的审视，恰如其分地将它们看作一套话语策略、一项政治功能、一种大脑的表演、一件皇帝的新衣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二、“人是万物的尺度”—— 智者学派
（1）智者学派的出现（背景）
公元前6世纪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己周围的世界。
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等一些古希腊城邦，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有些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人”本身。
（2）“智者学派”的概念、观点及其代表人物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成为人文荟萃的中心，人们崇尚公开的精神。在公开的讨论或辩论中，必须具有雄辩、修辞、哲学及数学等知识，于是“智者学派”应运而生。智者以教授文法、逻辑、数学、天文、修辞、雄辩等科目为业。是一些在哲学、逻辑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讲演术和其他一系列知识领域内深刻而大胆的改革家。他们并不构成一个固定的学派，也没有统一的学说，只是在思想倾向上有共同之处，遂被称为一派。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后被称为“普罗泰戈拉命题”。这一命题以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与运动发展为基础，认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能是个人的感觉和利害，把社会或国家理解为个人的集合，强调个人选择。为当时的民主制提供了理论根据。对当时流行的“神意”说加以怀疑。因为人是具体的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有其判断事物的标准，就等于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
（3）智者学派的影响
智者学派是希腊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他们很少有系统著作传世，但他们在当时和对后世（尤其是西方）仍有相当影响。智者开始了用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有益尝试，并从自己的新方法中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智者的启蒙作用在于对自然、社会、国家、政治、法律、道德、人类社会的形式和规则，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明显合理化了。一些智者同奴隶主民主派有联系，具有进步的倾向，有的怀疑诸神的存在，有的认为政治制度由人们协约公议而产生，非神所规定，有的则反对奴隶制本身，认为奴隶制度不符合人性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三、“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
安排学生可以表演的小剧目：
第一幕：一个青年问苏格拉底：“怎样才能获得知识？”苏格拉底将这个青年带到海里，海水淹没了年轻人，他奋力挣扎才将头探出水面。苏格拉底问道：“你在水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空气，当然是呼吸新鲜空气！”“对！学习就得使上这股子劲儿。”
第二幕：苏格拉底习惯到热闹的雅典市场上去发表演说和与人辩论问题。他同别人谈话、讨论问题时，往往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这一天，苏格拉底像平常一样，来到市场上。他一把拉住一个过路人说道：“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向您请教。怎样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人人都回答说：“忠诚老实，不欺骗别人，才是有道德的。”苏格拉底装作不懂的样子又问：“但为什么和敌人作战时，我军将领却千方百计地去欺骗敌人呢？”“欺骗敌人是符合道德的，但欺骗自己就不道德了。”苏格拉底反驳道：“当我军被敌军包围时，为了鼓舞士气，将领就欺骗士兵说，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大家奋力突围出去。结果突围果然成功了。这种欺骗也不道德吗？”那人说：“那是战争中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苏格拉底又追问起来：“假如你的儿子生病了，又不肯吃药，作为父亲，你欺骗他说，这不是药，而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这也不道德吗？”那人只好承认：“这种欺骗也是符合道德的。”苏格拉底并不满足，又问道：“不骗人是道德的，骗人也可以说是道德的。那就是说，道德不能用骗不骗人来说明。究竟用什么来说明它呢？还是请你告诉我吧！”那人想了想，说：“不知道道德就不能做到道德，知道了道德才能做到道德。”苏格拉底这才满意地笑起来，拉着那个人的手说：“您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您告诉了我关于道德的知识，使我弄明白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我衷心地感谢您！”苏格拉底把这种通过不断发问，从辩论中弄清问题的方法称作“精神助产术”。
苏格拉底是与智者学派同时代的卓越思想家，针对雅典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现象，他针砭时弊，倡导“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希望重新建立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以挽救衰颓中的城邦制度。苏格拉底认为社会中的人应该具备美德，美德来自于知识，最高的知识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知识，美德就是关于善的知识，于是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思想。他提出善是人的内在灵魂，世界上没有人自愿作恶，人之所以作恶是出于无知。他进一步指出，教育对美德同样重要，教育可以使人认识自己灵魂之内已有的美德。
苏格拉底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他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也是人类社会，在《理想国》一书中，他根据智慧品德而不是按照出身，把每个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有正义感和理性的“贤人”统治国家，武士们保卫国家，农民和手工业者则负责生产。柏拉图的这种想法尽管有很多错误，但他鼓励人们独立理性思考．为理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很多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他关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特别强调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类是最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