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森文曾任杭州工务局、建设局及园林管理局领导人。那时全国各地园林事业尚在始建阶段，各地对杭州园林的期望很大。他领导全局员工首先是保护、恢复并逐步扩建了西湖名胜景点，把40年代末期已经是湖水、淤浅、古迹破败、满目疮痍的西湖，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人力、财力恢复其秀丽面貌。在恢复时期整修了灵隐大殿、六和塔、湖心亭等风景点；一五期间又整修了岳庙、三潭印月等主要景点，得以初步恢复景观。50年代初期，还组织失业工人以工代赈，整修了长达20余公里的西湖山区步游道。在1957年末，开放游览的公园景点达30余个，游览面积达到101．81公顷，比解放前增长85．57%。与此同时，把花港观鱼景点原来已剩下不到几亩的破败残迹，扩建成面积达14．65公顷的西山公园，这是西湖回到人民怀抱的第一个大型别具风格的新型公园，在西湖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五期间又在沿湖地区新建涌金公园、儿童公园和恢复了已经名不符实的柳浪闻莺景点，面积共655公顷，为杭城居民与儿童创造了新的游乐场所。并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湖自1800年浙江巡抚主持疏挖湖边淤泥以来，150年中，未有较好疏浚，以至湖泥淤塞，葑草丛生，每到夏秋，蚊蝇孳聚；1950年冬，气候干旱，竟成一片干涸。余森文多方努力，在上级支持下，于1951年成立疏浚西湖工程处，余森文兼主任，夙夜经营，组织力量，从1952年试挖起到1959年竣工，共投资454万元，历时8载，挖出湖泥722．88万立方米，挖泥量之多，时间之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是一件惊人之举。其中参加浚挖的工达3万余人次。浚后西湖平均水深1．808米，比浚前增加1．258米，最深处2．6米，蓄水量由浚前的413．22万立方米增至1027．19万立方米，增加1．5倍。
余森文创议并主持的疏浚西湖工程，对改善水质，改变西湖风貌，增加鱼类及水生植物的养殖面积，有利灌溉及改变城市小气候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1976年开始的第二次疏浚工程及1985年开工的钱江引水工程奠定了技术与物质基础。此外，从湖泥中发现历代遗落湖中的文物达万件，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石?、石斧，汉代五铢钱及铸造五铢钱的模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鉴于杭州在民国时期遭受严重破坏，使西湖周围到处荒山秃岭，满目荒凉。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仅两个月，余森文就以工务局长的身份，接受虎跑苗圃，开辟九里松新苗圃，积极培育苗木，于当年冬天开始专款造林。他提倡“管理从严，养护及时”，采取了封山育林与植树育林相结合，群众性护林造林与园林专业队伍护林造林相结合的方针，浙江省委谭震林指示于1951年在全省推广这一经验，后来，余森文任省建筑工业厅副厅长时，更在全省范围内督促造林，绿化浙江。到1958年，西湖周围6万余亩山地，除部分土层瘠落尚未绿化成林外，到处一片郁郁葱葱，8年累计植树1956．2万株。现今西湖群山中，属国家所有、委托农村管护的山林达2137．33公顷。
在封山育林的同时，他狠抓绿化市区，重视发展市区公共绿地，在一五期间，6个市区新建公园总面积12．11公顷，在1951—1957年中，新栽补栽行道树4．7万株，道路绿化长度154公里，比1949年增加9倍多。 建国初期，余森文与一些热心科学事业的学者，曾向党和政府建议在杭州设立植物园，为当时浙江领导人谭震林、江华所采纳。派余森文专责筹建，选定玉泉一带，划地3000亩为园址，报请中共中央书记处派专家来杭规划，于1954年国家批准，并派陈封怀、王秋圃等专家指导建园。以西大目山为重点采集种苗，繁殖苗木，余森文与他的助手们，从选址、规划、植物配植、园林艺术等方面，殚精竭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经过10年筹建，一所具有园林外貌、科学内容的植物园终于出现在西子湖畔，博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1986年，在纪念植物园建园30周年的大会上，余森文总结了植物园的性质、建园方针与任务，指出了今后关于植物栽培、综合利用、引种驯化、加强管理、植物园与研究所的分工与协作、开展科研工作、濒危植物的保护等七项基础工作，在把杭州植物园建成为一所既是理论结合实际的科研基地，又具有国际水平与独特风格的观赏植物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性作用。 余森文认为，我国园林是东方园林的杰出代表，具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但限于历史条件，古代园林也有其局限性。而今天我国的现代园林同古代园林则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既是改善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社会福利设施，也具有一定的生产意义，其文化内涵具有多元化、开放性和爱国主义内容：建设的类型也很多，诸如公园绿地、街坊绿地、厂矿绿地、森林公园、文化公园、各种防护林、疗养基地绿化以及各种专用绿地等，都有不同的要求，要采取新的表现形式。
他认为，对于古典园林艺术既要继承优秀传统，又要改革创新。对现存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与寺观园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也是现代风景旅游城市极为重要的资源，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
余森文在长期领导杭州西湖的园林建设中形成的主导思想是：根据我国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审美习惯和科学造园手法，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园林服务对象的需要，在结构、形式和手法上不断革新创造，使我国园林建筑艺术兼具民族特色、地方风格和时代精神。他既反对割断历史、抛弃优秀传统的“纯现代派”，也反对照抄照搬古典园林不加扬弃的“仿古”。
余森文具体提出了园林建筑的六条原则：①园林建筑艺术要求应高于建筑功能；②对空间处理，既要收敛含蓄，又要疏通开朗；③要适应所处地域的季节气候，江南园林建筑更需适应夏冬的季节要求；④要与山池花木有机配置，主次分明、互相衬托；⑤园林建筑要保持各自的个性特点，力求自然和协调；⑥要重视深邃的意境、尺度和对比。
在继承传统的问题上，他主张：①继承与发扬园林命名、题词、楹联、匾额的文化传统，在内容上创造新的意境；②继承与发扬传统艺术中花木配置的手法，使植物造景与园林建筑艺术富有时代气息；③继承园林艺术的理论，不断完善中国园林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园林事业的发展和开拓。 余森文在领导和规划浙江全省和杭州市的绿化工作的同时，探索了新的历史时期城市绿化的方向性与战略性问题。他认为：“城市绿化的功能，在于有效地平衡生态和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质量。”他在杭州市与西湖景区的绿化工作中，在应邀参加上海市的都市建设规划中，都贯串着这一构思：“从改善生态环境着手，规划城市绿化系统。”他的观点是：“规划城市绿化，既要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又要创造优美、清洁的城市环境，以保证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
余森文从世界范围内分析研究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入手，指出，“由于人类居住城市化，人口的急剧增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大气的自净能力的削弱与城市环境的恶化。”而解决现代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的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生态学的途径来进行城市园林绿化。
他根据两次出国考察所得，认定，“世界各国对城市绿地都不同程度地从文娱休息场所发展到从生态环境问题上来考虑。”
他提出了：“没有充分的园林绿化，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城市”的观点，同时指出，有些领导对城市绿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使有的城市建筑密度越来越大，绿化用地被蚕食鲸吞、越来越小了。早在1959年，他就发表《关于城市园林化问题的探索》一文，从理论上与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开拓性主张。 余森文十分重视园林植物的配置艺术，并加以理论化。他说：“没有植物配置的艺术，也就没有园林的艺术。”又说：“园林植物的选择和配置，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艺术问题。”
他认为，对古代园林植物配置艺术，也有一个继承创新问题。古代园林一个明显特点是建筑物的比重很大，就植物配置来说，除皇家苑圃外，一般是在小空间内运用建筑、花木、山池，构成淡雅精巧、曲折幽深而封闭的风格，常罗列一些“异种奇品”或“虬枝古干”的树木，满足少数文人墨客孤芳自赏与偏爱的审美意识。但古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一套丰富的造园经验，以及花木配置具体原则和优秀处理手法，如“选胜落村，借参差之深树”、“杂树参天，楼阁耐云霞而出没”、“院广堪梧，堤湾宜柳”、“花间隐树，水际安亭”及“芍药宜栏，蔷薇未架，不妨凭石，最厌编屏”、“寻幽移竹，对景莳花”等等，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在植物配置的探索中，他强调：①向大自然学习；②向前辈书画名家的作品学习。他说：“园林植物配置艺术还是一个新课题，除从实践到认识到再实践的多次反复中总结经验以外，要学习自然植物群落的优秀景观，学习它的树种组合、层次、生长环境与生长规律：学习自然界雄伟、开阔、淳朴、和谐的气魄风格”。他十分珍视我国优秀的山水画家，如唐代王维、五代荆浩、明代龚贤等人的画法理论，如“山头不得一样，树头不得一般”“四株一丛，三株相邻，一株稍离；二株一丛，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等，都可资借鉴。
他从长期实践、探索中，提出园林植物配置六条原则：①掌握自然地形特点，合理划分植物空间；②植物结构的要求，既要有多样性，又要有统一性；③植物配置必须主次分明，疏落有致；④植物空间的主体轮廓线要有韵律；⑤植物配置要与建筑物和谐协调，自然有致；⑥植物配置既要求四季常青，也要注意四季变化，花开不断。他指出，园林中的色彩配置，叶色是主要方面，从叶色着手，不论是否开花都能产生观赏效果。 余森文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考察各类型的园林后，认为不同性质的园林，其规划指导思想，亦应有所不同。关于以宗教为主要内涵的风景区规划建设，如普陀山风景区，应把“以佛教为特色的旅游胜地”改变为“海天风光与佛教名山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和海岛旅游休养避暑胜地”来规划。他认为，古刹建筑、佛教文物、宗教活动是历史文化的反映与见证。整修寺庙，重塑佛像，要从历史文化艺术范畴来理解和对待，也是为了落实宗教政策，为开发旅游观光事上服务的。对普陀山大量的寺庙庵堂，不能无原则地一律恢复，原封不动，对价值不大的也可以考虑改造为旅游住所，以安排客流高峰；普陀山的佛教布局与气氛，就限于寺庙之内，寺庙之外，则应按现代化、园林化的要求规划和建设。
关于以古典园林为特色的风景区的规划建设，如苏州，他认为应着眼于保护原有江南园林特点及筹建现代化大园林两个方面。1979年11月，他应邀参加苏州市总体规划的讨论，提出“继承古典园林民族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园林”，他说，风景旅游城市在制定总体规划时，就要有一个与现代风景发展相称的规划，在工业安排上要有一个与此相称的布局，他主张有的工业可以在郊区发展成几万人的小城镇或卫星城镇。他认为那种以“占”、“奇”、“雅”的孤植欣赏为主的生活情趣和栽植形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广大劳动群众的欣赏标准与大面积园林绿化的需要。
关于特大都市的绿化规划，如上海市，他提出，在现实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如何保持上海的生态平衡，使上海这个特大工业城市，既要使工业得到发展，又要使环境更加优美。“从根本上说，长期保持生态系统的物质平衡，可以使生产与生产力达到更高水平。”他提出不应囿于以欣赏游憩为主要目的的城市森林化模式，主要是要改变城市绿化的传统观点，扩大郊区地带绿化，开辟不少于500公顷，以乔木、灌木为主的森林公园形式，结合花草种植；要扩大市区绿化用地，现有绿地要增植大量乔木、灌木及多层次结构的树丛；有条件的道路，也要规划多层次的行道树结构等等。
关于以历史文物为主的古都名城的总体规划，如绍兴市，他提出，要发挥文物资源的优势，保持古城的历史风貌与江南水乡的特色。使规划体现有传统、有文化、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他具体建议：逐步发展和保护府山周围70公顷的越国小城遗址，有选择地成片保护古代建筑群（街坊、宅院）；保护历代石桥和城河；旧市区内的新建筑，一般以三四层为宜，使与古城的特色相协调，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余森文对我国园林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为后人铭记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