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我们的情怀，我们的情境：民族的与普世的》
温厉
我们在冲突中封闭，我们在冲突中开放，我们在冲突中矜持，我们在冲突中对话，我们在……“我们是谁？”罗蒂这样问，以终结一个“我们是什么？”的“传统”。“德性之传统”如何？麦金泰尔如是探究——即便此“传统”在“我们是谁？”的笼罩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如何抒发我们的情怀，蒙培元先生的《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在中西哲学的冲突中，我们或封闭，或开放，或矜持，或对话，而开放与对话，则成为时代的主题。前人于此已作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心”论。然以“境界”为“‘意义’的‘觉解’”，以“道德心”为“创生的实体”，所谓“意义”、所谓“实体”，是什么？“意义”是否是西方近代逻辑分析哲学的“意义”？“实体”是否是康德实体论的“实体”？或不尽然。这种中西哲学“相互阐明”的范式似乎已发挥无余蕴矣，也许该回过头来，冷静想想，“传统”留给“我们”什么？
以心灵哲学为情感哲学，以超越为心灵的自我超越实即情感的提升与超越，以境界为“心境”实即“情境”，这些提法本身就富有极大的挑战性。所谓“挑战性”，自然是指对以西方哲学来解释“心灵”、“情感”与“境界”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的挑战。而作者本人对或重心“情”或主心“智”、或谈“境界”或论“实体”这样的中西哲学的义理架构上的重大区别的深切感触，也颇发人深思。情感是心灵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情感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所臻的境界是人的“终极关怀”的落实的重要途径，是本书在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中所提供给我们的重要论题。
就儒、释、道三方面分开来讲，情感之所主有道德情感、自然情感与宗教情感之异，所开之境界又有道德境界、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之别，但以心灵的“整体性”特征，中国哲学并没有分化出相应的德性主体、审美主体、社会政治主体与认知主体。在情感与境界上所表现的儒、释、道三方面的差别又不是绝对的，“真”、“善”、“美”合一是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对“真”、“善”、“美”的情感追求展现在儒、释、道三教的最高境界中，就是“天”与“人”、“道”与“心”、“佛”与“我”的浑融一体，于人的有限存在中实现超越。这是心灵自我的纵向超越，与以横向超越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区别。
由自我超越而开境界，离不开心灵之实践，故中国哲学重修养功夫与方法。自我超越的根本方法表现为“体验与直觉”。“直觉”如其为“知”，是心灵的直接的、整体的自我直觉或直观。“体验”毋宁说是“情感体验”，表现为即经验而超经验、即情感而超情感的身心的自我体验。直觉与体验一起成为达成形而上的超越境界的重要手段。直觉与体验的相辅相成，再次说明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即“知”、“情”的统一，讲“知”讲“认识”，不能脱离开人的情感体验。
就儒学讲，“情感”（以“道德情感”为主）与“理性”（以“道德理性”为主）的关系始终是其核心议题。情感与理性的对立、分裂，是西方哲学的主流，而强调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始终是儒家哲学的中心。表现在各个时期又有其差别：在先秦，以情感为理性的心理基础；在程朱理学，以情感为理性的体现；在心学，以情感即是理性。因此，儒家的道德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性情”之学。由“性情”而开“性理”，“性理”与“理性”，是中西哲学的差异的另一体现。当然，这不是说由“性情”所体现的“性理”，不具有理性精神，而是说情感本身是可以理性化的，或“本具”理性精神。这与西方由“知性”或“智性”而开“理性”的传统绝然不同。“性情”、“性理”的超越依据是“天”，“天”非实体，而是“自然”，是有目的（所谓“无目的的目的”）的“自然”。“自然目的”的集中体现是人之“性情”。故儒家哲学其本体论、境界论的最终归结是“天人合一”。由《易》肇其端，由孔子、孟子、《中庸》与《乐记》之“仁”、“诚”、“乐”的境界的开出而成其统，由新儒学（即理学）之形而上的义理架构而毕其功。
“情感”与“自然”，同样成为道家（包括玄学）的核心议题。儒家的自然目的论思想，在道家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就是宇宙自然的生命意义，这也是实现人的自由的超越依据。一般以为，道家主“无情”，实则他们所拒斥的只是情感中的道德内涵，而提倡“自然”的真情实感，这充分反映在道家的生命请调与审美情趣中。由“自然心”的“真性情”而达成“道”的自由境界，既是一种精神解脱，同时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老子之由“虚”、“静”而至“朴”，庄子之由“心斋”、“坐忘”而至“逍遥”，王弼之由“得意忘言”而“体无”，郭象之由明“性分”而臻“玄冥之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自由之境所赋予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的尊严。
“情感”与“自然”是“我们”的（民族的）“心灵”的（普世的）主题，是我们的情境中对我们的情怀的抒发，如其是普世的，则是我们对于发自异域的“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声音的回应。至于我们缺少的，如“自由理性”、“客观理性”精神，则必须打破我们心灵的绝对整体性与内向封闭性，实现心灵的解放与开放。或许，我们的“心灵”面临“解构”？但解构始终“不失我”，是觅求自我发展。关于这种自我发展，前人（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做出了不容忽视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而作者本人在本书中所作的工作，无疑意味着对中西哲学对话中的某种范式的突破。这种突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亦足以发“来者”之深思。作者的一段话，引于最后，或可发人深省：“中国哲学中‘自作主宰’的精神，是真正值得提倡的传统，但是必须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现代的内容，成为现代人的自主性，……科学理性不能代替人生问题，科学知识不能代替心灵境界，但是没有科学理性和知识的人生决不是健全的人生。开放的心灵既能增加知识，又能提高境界，这才是真正的‘自作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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