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他本人的历史评价怎样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尽管变法最终失败，但变法本身是利大于弊.

王安石评价
《宋史》里对他的政治行为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在性情上，说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从不考虑能不能办到），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而在个人生活中，则只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看起来，王安石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是没错的了。这可以原谅，甚至很好理解，历史上许多名士不是都放荡不羁吗？他们行为的比王安石要怪异得多。（见《宋史·列传第八十六》）
可是，这种生活习惯在苏洵眼里，就不那么简单了。他认为王安石“阴贼险狠”，那不爱干净的外表是装出来的。“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有不为大奸匿、竖刁……”（《辩奸论》）
在苏洵眼睛里，王安石的那些怪异的的行为，是一种奸诈的伪装。一个处心积虑伪装自己的人，必然包藏祸心，有所图谋。
苏洵这个观点是不是有代表性，还值得探讨。不过，王安石的某些怪异行为，也确实有些“出格”，甚至遭到了最高领导——皇帝的猜疑。在《邵氏见闻录》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场面：仁宗皇帝摆下“赏花钓鱼宴”，王安石当时的官职是“知制诰”，也参加了。有内侍端上鱼饵放在几上，我们这位王大人，随手拿起来就吃，不大一会儿工夫竟然全吃完了。仁宗皇帝注意到了，当时没说什么，事后断言王安石是个“诈人”。仁宗的理由很简单：你没注意吃了一粒也就罢了，整个一盘全给吃了还没察觉，这可能吗？（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这样的事情，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王安石在吃饭的时候，确实有心不在焉的毛病。据说在饭桌上他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至于吃的是什么，味道如何等等，全不在意。
自己不在意也就算了，可是他对别人的感觉也全不在意，可真的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在另外一个人的叙述中，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王安石当丞相的时候，有个儿媳妇娘家的亲戚，姓萧，到京拜访王安石。事先约好，第二天宴请。那萧郎如期赴宴，可是“日过午”，还不见动静，客人肚子很饿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等着，又等了好一会儿，这才“命坐”。餐桌上有酒无菜，原来酒是“干喝”的。喝得差不多了，上了俩“胡饼”，然后才拿出几块肉，随后酒就不喝了，上米饭了，还上了点蔬菜。贵家出身的客人哪里吃得惯这些？菜也不吃，只拿着那胡饼吃，吃了饼中心的瓤，饼的四边丢弃在桌上。王安石捡起客人丢弃的饼边就吃。于是客人“愧甚而退。”（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我看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宋代的饮馔其实是异常丰富、繁盛、精美的——超乎我们的想象。且不说士大夫阶层，即便一般的市民阶层，对吃也是相当讲究的，不仅品种多，而且非常注重烹饪工艺。而贵为丞相的王安石，招待不常来的贵客，饮食竟这样简陋，还当着客人的面吃人家丢弃的食品，难怪对方尴尬。
王安石的节俭，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习惯，也不可全用“怪异、乖僻”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因为，某个人如果故作姿态，可能蒙蔽别人一时，时间长了，必然本性暴露。而节俭这一品性，一般是与其做人的态度相联系的。宋代一位文人曾巩，他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颇有些意思：神宗问：“你跟王安石是老交情了，这人怎么样？”曾答道：“文学道德上没的说，直追汉朝的杨雄，可是就是吝啬一些，比不上古人。”神宗说：“这人轻富贵，不一定就是吝啬吧？”曾又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此人勇于有所为，可却难以承认错误并改正自己的缺点。”——神宗听了，表示同意。（见宋·陈师道《后山谈丛》）
王安石的为官清廉是一直受到人们肯定的。宋代官场，贪污受贿不是什么新鲜事，王安石品性耿介，厌恶拉拢贿赂，也屡见记述。一些与他相处比较久或对他比较熟悉的人，他们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比如曾经与他关系密切后来又疏远了的沈括，在他著名的《梦溪笔谈》里，就给我们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王安石患了喘病，要用“紫团山人参”来治疗，可家里没有，又不好买到。恰好有个叫薛师正的人从河东来，有这东西，就赠送王安石几两人参治病。王安石拒绝接受！有人就劝，治病要紧。王安石却不高兴了：没有人参，我不也活到今天了？——到底没收那礼。（见沈括《梦溪笔谈·人事》）
既然曾是皇帝最宠信的大臣，周围有些拍马屁的人也是肯定的。曾有人说过如此肉麻的话：“我恨不能早点死——这样您就会给我写一篇墓志铭——我的名字在您的雄文里出现，也好传之于后世！”（见宋·张师正《倦游杂录》）
然而，我们看到，王安石对此类事情并不感兴趣。他平常为人也不盛气凌人，在有些时候，甚至很恬淡、超脱。比如有一次在金陵，他“幅巾杖屦（麻鞋），独游山寺”，遇见一群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文史，王安石就凑过去听。听着听着，人家就问，你也懂得这些？他说自己多少知道一点。于是人家就问了：你姓什么叫什么？王安石拱拱手，规规矩矩地回答：我姓王，叫安石——那群人“惶恐，惭俯而去。”（见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
还有一件事情，更说明了王安石的生活态度：王安石做了高官，其夫人吴氏见别的达官贵人三妻四妾，就给他也买了个妾。王安石见了十分惊诧，问：你是什么人？那妾就回答说：是夫人让我来伺候您的。王安石详细一问方知道，这妇人原来有家，丈夫因要赔偿损失的官款所以把她卖了。王安石问要多少钱才能赔偿那笔损失？答：九十万。王安石就叫来那妇人的丈夫，给他九十万钱，让他把女人带了回去。（见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由此可见，王安石固然节俭，自己舍不得吃好的，甚至招待客人都很简慢。可是，在有些地方，却又并不吝啬。
由于政治见解上的分歧，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人关系都不好。可是，从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的评价看，他们对王安石还是有尊敬的一面的。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
能提携后进，友爱兄弟，不急于做大官等等，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值得赞赏的。
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那场变法上。而作为一个人，他的品格行为，相对而言人们注意得比较少。关于他的大部分传闻，又集中在诸如“怪僻”等表象上。而另外一些人，出于对他政治主张的赞许，又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怪异。
感觉到此人的“怪”与不近人情，恐怕是真实的。再看人们对他的变法的成败得失的分析、评价，感觉到他的一些政治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与他的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结论本文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在《宋史》里）
生活中的一些的小事情，可能真的反映了某个人的精神面貌，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里，我们或者可以体味到些什么。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一些完全忽略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人，很可能遭遇失败——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主张、见解是荒谬的，而是他生活在一个群体里，群体对他的认同，关系着他的事业与命运. 这只是成败的一个方面,关键是他是否能够把握真实情况,具有充分的权力,确定正确的方向,这个才是最最困难的.其实性格差异只是一个方面,而根本是是否具有一个相应机制,来确保改革进行,恐怕是更重要的.

Answer 2

在当时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与变法相应的一整套设施，比如：数字化管理、金融业、服务业等等。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农村，国民的意识也没有到了接受变法和较好地利用变法的程度。加上所用非人和反对变法人物的阻挠，变法运动成了一场闹剧。人们只是以是否支持变法时而作为先进和保守的判断标准，时而作为忠诚与叛变的界限，已经丧失了变法本身的意义。王安石只是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状态中早醒了一步，他所采用的变法措施也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只是在小范围内成功实行过变法，他担任参知政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措施）。后人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他确实具有先见之明以及“祖宗不足法”的勇于革新的变法态度。只是他提出的大部分措施，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很多反对派反对变法未必是囿于成见或出于愚昧顽固自私的本性，而是他们确实看到了变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可以看一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

Answer 3

王安石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变法中,王安石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新法内容如下: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河、漳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为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整顿、加强军队,建立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保马法

民养官马，平时自用，马死或病，令按值给偿。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并对“恩荫制”进行了尖锐批评。

变法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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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观点：
在当时来说，我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就弊大于利。
其一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改变，负担依然沉重。因此王安石的变法不可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反而产生了一些农民的不满和抵制。从而在地方上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统治的现象。
其二，新法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守旧势力阻挠变法。因此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对于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Answer 4

在当时的评价里是弊大于利的.但是他的历史评价倒是很高的,因为他的政策只有经过几十年之后,才算是见到利.整体评价还不错.但是在当时,他的行为触动了相当多的人,当时的人很恨他的.

Answer 5

变法本身是利大于弊，但是管理不善、执行人出了问题就成了弊大于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