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伟大哲学体系，它们是：“
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
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
柏拉图以来的
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是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地说，康德告诉我们：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定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真正要做到有道德，我们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
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
观察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