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词论》继承了苏门论词的菁华，
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词学观点，
对南宋中后期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
北宋中后期，苏门盛行作词论词之风。
这种风气和当时词坛是息息相关的。
苏轼继柳永以后登上词坛，
追求一种与柳词不同的风格。
苏轼有意提高词的品位，常常以柳词的低俗为戒，
李清照他批评秦观道：
“不意别后，公学柳七作词耶？”
还把秦观和柳永相提并论，
调侃道：“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其实，秦观与柳永自有雅俗之别，
但秦词气格不高、纤弱细腻，引起苏轼的不满。
黄庭坚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
他评苏轼《卜算子》云：“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他还非常重视词作情感的雅正，认为晏几道词是人品学问的自然流露，如平生
潜心六艺、玩思百家等。晏几道用至诚至善的心态待人接物，其词不含世俗社会的一点杂质。黄庭坚称之为“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小山集序》）这和元代陆行直
所说词的特质“正取近雅，又不远俗”（《词旨》）很相近。词就是用通俗的题材来表现高雅的情感，是一种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形式。
陈师道论词注重本色，认为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从本色出发，他推举秦观、黄庭坚为词坛典范，认为唐人尚用不及；还自诩他自己的词作，不在秦、黄之
下。
晁补之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
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妙绝，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辞，
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薄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
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
六）晁补之评当世词人与李清照《词论》在评价词人范围、观点上大体是相近的。
张耒《东山词序》指出了贺铸词的两个特点：其一，贺铸词虽然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但其内在的精神是一致的，“直寄其意耳。”（《贺方回乐府序》）其二，贺铸把博学
业文之才与天理自然之情统一起来，化才学为清空，这是一个很高的词学境界。
苏轼的门生兼幕僚李之仪，也擅长论词，他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是
也。至唐末遂因其诗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
》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
出意表，又非其类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师道殚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
尺可论，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矣。”（《跋吴师道小词序》）李之仪所说的词“自有一种风格”、词难于诗以及对北宋词坛诸公的褒
贬，对李清照《词论》影响很大。他所指出吴师道提高词品的途径，正是李清照论词的目的之一。
上文，我们不厌其烦的胪列苏门论词的基本观点，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李清照《词论》不出苏门论词的畛域，不仅所讨论的问题一致，就连词学观点也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其中
以晁补之、李之仪对李清照的影响较为显著。李清照论词为什么出自苏门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游学于苏轼门下，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多与苏门诸君子、学士切磋交流。李清
照跟随其父生活在汴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前辈词人的影响。所以，由她来荟萃苏门的词论是顺理成章的。李清照除了继承前人的论词观点以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这就
是本色雅正论和宋词才学化的发展趋向，体现在她把北宋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对两类词人的批评和回护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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