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县水美古寨位於哪里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清朝康熙四十五年秋天的一日，海丰凤河上游的元新寨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们正在隆重地庆典乡贤洪晨孚进士官任朝廷翰林院检讨并本寨“升城”三尺。因循这个传奇，后来元新寨叫做“新城”。或许，这是当地尖米语音(相似“客白话”)中“升城”与“新城”相似的结果。十分有趣的是海丰赤石地区的尖米语音大多分布在大安河中游以下至凤河两岸的村庄。
说到乡贤洪晨孚，话题可以扯出很远，甚至百年前的归善县(今惠阳与惠东)与海丰县曾为争夺这个历史名人打过官司，但结果各执其是无法决断，原因是他的家族多次搬迁，往来于两县邻近港口。但无法否认的是赤石新城寨前面的围仔埔故村是他在海丰的第一故乡。也许因为动乱或迁居，这个村子现在仅余残垣了。那么，洪晨孚的家族是否与现在居住在新城寨内第一大姓的洪氏派脉同源呢？新城寨洪氏族谱寻不到洪晨孚父子的记载。他们如是说：明朝天启年间，新城洪氏始祖从福建省莆田县刺仔乡迁来海丰。始祖排行第二，另有三兄弟，进入海丰前大兄已逝，余大嫂及侄子随迁。起初他们与洪晨孚的族人一起住在围仔埔故村，后来由于兵荒马乱，二兄进入新城寨定居，其他两胞弟不知流落何方？据说洪晨孚的祖先曾在今青年水库内的老村“洪仔”居住过，后来才搬迁赤石围仔埔村，至于洪晨孚的后裔又往哪里去？暂时没有明确的答案。
或许，清初移民缩界或兵事四起的原因，洪氏居住的围仔埔村毕竟是没有寨墙的小村，容易受到侵扰，于是搬进了元新寨。这样说来，洪晨孚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那里度过，以至后来他寄住县城并中仕做了官，就去归宗感恩，彼时看到元新寨寨墙较低，遂出资把其增高三尺，曰“升城”。于是，有了前面传说中的吉庆。这并非空穴来风，现在寨墙上方增置的墙体材料及颜色与下部分不同，许是当年的证据。再后来，洪晨孚的家人在海丰小漠港开市称“洪官墟”(又称“旺官墟”)，又到归善县黄埠港经商。有人说洪晨孚的后裔迁移稔山龟山村，又迁长排村并建有翰林府。该府清末作为洪氏祠堂，在近年工业征地开发中拆毁，旧址对面建了洪氏纪念亭。
奇怪的是，新城寨为何以前叫做“元新寨”呢？难道是元代建设的新寨？纵观古代海丰的水文变迁，明代之前沿海地区海浸较高，嘉靖年间凤河尚叫“凤湖”，今鲤鱼埔也叫“鲤鱼湖”，在古人直观的视野中水面相当广阔。那么，宋代之前，赤石吉水门之内至马头岭之畔大体上是通海的内港范围，水面覆盖地带包括新城寨这个地方。到宋太祖建隆年间，即约一千年前，大船可以直接行驶到大安铜锣湖山下面的东坑妈祖码头，然后由人们把渔盐之货挑上“布格岭”、“大蹊岭”等盐运通道输往内地。后来海水逐步消退，赤石港口随着外移。在这个外移过程中，不排除新城寨的地方曾经建立过多姓杂居的墟埠。另外，按寨址考察，新城寨完全能够满足古代运输及生产生活条件的需要，它座落在大安河南岸，依水而建，鱼虾丰盛，顺流而下为凤河义渡，逆水而上为大安峒乡；寨前陆路通羊蹄岭古驿道，向东通双宫岭接东都岭商道，周围的山林与谷地间插，自然资源多样，因而水陆便捷，易于聚居。直至明清时代，古寨东门外也确实存在过“新墟仔”集市。而今，尚有散落墙角的石制马槽及古渡口那通伫立的“喃呒阿弥陀佛”护渡石碑，仍然述说着往日的熙熙攘攘。
因而，新城寨的形成时间大抵可以由元代追溯到宋代下半叶。另之，从明清城寨讲究“山南水北、坐北朝南”的勘与特点分析，新城寨与近邻的羊坑寨都不合乎明清建制的时宜。
且让我们在这冬日的午后漫步古寨，探究它的独特之处吧。古寨坐北向南，寨向160度，它以羊蹄岭为案山，寨前开凿宽达两亩的明池，形制西圆东尖，白虎方引入围仔埔溪水入池，然后细出青龙位，寓意文笔源远流长；以三角坑山及公子帽岭为后屏，展一片河滩冲积平铺，大安河由东北顺流而下切断古寨的后路，然后向西南汇入凤河。寨城东西面宽92米，南北纵深114米，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依北斗星座开凿七井，布局宽达2.5米的十字街及宽达1.5米的十条巷道，每巷均为连贯的五座房屋，内环寨墙与房屋各保留一道宽1.2米的通巷，整座寨城横直有巷，四通八达，传说最旺时住过九百九十九人。至今，寨内建筑虽然保留不了原貌，但仍然不失是赤石第一大围城，内住人口还有500多人，外迁近4000人。
要说新城寨与其他古寨的相比，还有两个独特的地方值得关注：其一，寨门设置巧妙。寨门三个，南为正门，正北为关帝庙，东西为侧门。三门各建成宽5.75米、进深5.4米、高6.5米的门楼间，东西两个侧门均设内外门；外门为方形，宽1.3米、高2.1米，内门为半圆形，宽1.64米，各用花岗岩石作门柱，左右两边门框对称各打一行圆孔，用于横放圆形木棍护门，另再置两扇厚实大门。门楼间的内门用砖拱制成半圆形，中间垂直打制一道五厘米宽的凹槽，作关门时放置封门板之用。两边侧门的门楼间突出围墙，外门如同正门一样朝向，如寨城一双耳朵，警戒地收听来自天地的声响。其二，寨墙建成圆角。相传新城寨为荷花地，故寨墙圆角如瓣，这种造型在赤石古寨中独一无二。而四个圆角之内又建方形炮楼，开启或方或圆的枪炮眼，防御敌情。如此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方圆结合的建筑韵味，富涵人间处世的哲理。
那么，古寨这个风水布局是否合理？这里引申海丰一位历史名人的关注。清康熙中叶，县令白太爷巡经羊蹄岭，远远见到新城寨前有笔架山，后有公子帽岭，视为官贵吉地，遂前来踏勘。哎呀，美中不足的是来龙被大安河拦断，犯了风水大忌，于是摇摇头地走了。然而，白太爷并没有详细勘察寨后正对河中一大一小两个神秘的龟石，以及水下石畔装有青沙的斗瓮，而且玄妙的是瓮里的青沙从不随水流的冲击而增减。在白太爷离任海丰六年后，从寨内走出的洪晨孚致仕皇宫，光宗耀祖。古人究竟在风水方位上设置了什么机关？今天无解。有人说，新城寨的风水格局有“破釜沉舟”之势，由此出外的人才具备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从新城寨外出人员创建了广东省第一个镇级老促会以及从新城寨迈出诸多的儒商政要人物洞察，这似乎有着某种莫名的渊源。
由物及人，让我们再来探视新城寨的人文历史吧。上述除了洪晨孚与寨内洪氏家族以外，还能有什么比之久远的先民讯息呢？说来奇怪，现在寨内居住的洪、陈、李、曾四大姓氏居民，都不是原住居民。先于洪姓入寨的曾姓来自福建，陈姓自明代由邻近羊坑寨分支，李姓自寨西下陂村分支。在四大姓氏的祖宗入住这里当年，先代居民已经走了。这与邻近的羊坑寨及马龙围寨一样，原住居民一夜之间不知消失何方？难道是因为抗元或逃避兵祸而远走？这是海丰地方历史一个普遍而有趣的现象。新城寨留下了记述建置历史及钟、简、董、蔡、郭、吴等24姓居民捐资的石碑。只可惜这通置放在东门的石碑，于1958年断成两截，今天不知荒落何处了。明清时代，陆续进入空城的后代居民诚惶诚恐地把前代居民失祀的祖宗神牌，集中建成一个十三槽的“无祀馆”供人参拜，后来倒塌了，今仅在寨后一个小宫内发现石刻牌位。现在，有的老人还可以依稀地喊出城内郭厝巷、吴厝巷之类的巷名。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几户人家在修建老屋或在城外耕作时，还意外地挖出金银之类的宝藏哩。似乎前代居民走得十分仓促，以至今天还没有接到他们后裔回来寻根的消息。
在洪晨孚之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寨内似乎很平静。清代下半叶，寨民建起了登云书室、北溪精舍等几所社学，耕读传灯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科举盛事。值得一提的第二次东征时期，这里走出了一位黄埔军人陈一史。1926年1月，时年29岁的他与好友陈如愚结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林彪、萧克、刘志丹、张灵甫同期)；1926年10月，第二次东征开始，黄埔军校派出17名四期毕业生到潮梅海陆丰搞农运武装，陈一史与陈如愚到海丰农军干部训练班任教官，培训农军骨干。1927年4月，陈一史参加海陆丰第一次武装起义，并任救党军陆丰中队队长，参与红花地狙击战。紫金县城失守后，邻近各县的农军在海丰组建成惠潮梅农工救党军，由吴振民率队北上支援武汉革命，陈一史随征。5月中旬，他们到达衡阳时汪精卫已经叛变革命，队伍被迫转战湘赣边地，不幸在湖南汝城遭到范石生部重创，部队溃散，黄强、彭桂、林军杰等人带余部返回海陆丰。陈一史中途受伤，后来流落到江西景德镇，1940年辗转回到赤石。人生的际遇，有时仅仅一厘一步就大相径庭。假如陈一史不受伤的话，以他的智勇之才，或许日后成为著名的黄埔儒将。但是，他还没有看到抗战胜利，就伤病发作在赤石福宁庵一间僧房过世了。有道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即将离开新城寨的时候，太阳徘徊在西边的九龙峰。我再伸手轻抚南门边那已经向前倾斜的寨墙，如同触摸到前代无数个粗糙而坚强的身躯。侧耳间，从寨后的渡头隐约传来吆喝声，似乎也有桨橹的响动。微风吹过，明池影照着城寨的倒影，波光潋滟，颤颤悠悠。这使我想起了民国廿九年农历六月廿四日，洪水两次漫上新城寨与三江楼寨门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