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以自然为法则，以无为处世应物，成就了万物，也成就了自我。其义理可谓简易却又是那么深刻。
自然和无为是两个既不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教义名词。所谓自然，《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河上真人注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说明“道”的本性就是自然，道之自然的法则既是天所效法的，也是地所效法的。人生在天地间，其行为的最高法则也应是效法道性自然的法则。自然，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道生化万物，万物皆按其各自的本性自然生长，无持无待，不存在强加的任何因素，从而保证了自然界的和谐。而人修真道，就当效法道的自然之本性，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特性，致力于维护自然界的和谐。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东西，不要强求，要顺应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要知足、知止、知常，以使心神平和、精神得到升华。
然而，要真正进入或达到“自然”的境界，就要践行“无为”的处世方法。《道德经》中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告诉人们，“道”就是践行无为的，并通过无为的作用成就万物，体现“道”之伟大的体性。所以，所谓无为，并不是消极不为，而是要反对“有为”，要遵循自然之规律，不要强求或对事物的自然发生和发展强行进行干预，自自然然才是完美的。为此，王景阳在《明道篇》中有诗说：“自然之道本无为，若执无为便有为”。告诫修道之人，体行自然无为之真道，不要有任何执著。所以，早期道教就曾把“无为”作为合道意、得天心、致太平的根本教旨。并指出：若修行能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于精神，治国则有益于人们。体现了道教对社会政治和处世修身的基本态度。
但人生在世，对尊名荣贵，华衣美食，珍宝广室和音色财货总是有所企求的，但企求超出了自然无为的规律就会出现种种有为之弊害，转化为贪欲。而修道者除了要遵守清静寡欲的教义外，还应持守朴素无为的人生态度。消灭贪欲，淡泊以明志，不有为强求，基本企求不要脱离社会实际，以全身修道为目标，却危离咎，最终达到忘其形骸，无所执著，自然无为的境界。对此，《云笈七签》中还从两个方面作了阐释：一是先当避害。远嫌疑，远小人，远敬得，远行止。慎口食，慎舌利，慎处闹，慎力斗。常思过失，改而从善。二是要能通天文，通地理，通人事；通鬼神，通时机。在积极通晓自然、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更好地学道修道。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
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身教重于言教的方法。这样万物就会自然生长而不去争谁是创始第一，蕃生繁衍而不据为私有，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己能，大功告成而不自己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永存。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为而民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君王顺应自然，人民就自然化育；君王好静，人民就自然端正；君王廉政不搅扰民众，人民自然就富足；君王不贪欲，人民就自然朴实。
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子。
君王心怀天下，小心谨慎，浑厚质朴。百姓都非常关注君王的一言一行，所以，君王应该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顺应自然规律而没有私心，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无为而治”的实质是避免反自然
“无为而治”，是老子提出并崇尚的治国安邦方针政策。“无为”本意是什么呢？人们历来就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大概是因为“无为”这个词表面上太容易给人一种消极、无所作为的错觉，从20世纪开始，它就常常受到误解和批评。
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无为”是一个涵盖着深刻意义和博大智慧的哲学词汇。无为，既不是中国某些哲学史专家认为的“什么也不做”，也不是西方学者理解的“没有行动”。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无为”的真正含意应该是“避免反自然的行为”。应该说，李约瑟的理解比较科学，基本逼近老子的本意。
其实，老子讲得很清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意思是说：道，常常是不去刻意做什么，但事情却因为顺应自然去做而无不成功。王侯若能遵守这个原则，万物就会自然成长。自然成长而至欲望萌发时，我就用道的真朴来教育它。道的真朴能使它不会起贪欲。
老子还明确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即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治理国家，用诡奇的方法用兵打仗，用顺应自然不搅扰人民的方法安邦。他认为，天下的禁令越多，人民就越贫困；人民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民思想越乱，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盗贼就会越多。
综合《老子》“无为”的思想阐述来看，作为政治哲学上的“无为”名词，老子完全把它作为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而提出来的。”无为”，主要是针对并要求统治者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滥用，反对实行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动辄随意颁布这个法令、那个制度；或朝令夕改，不讲政策的连续性。老子提倡，一切法令、政策的颁布都要“以百姓心为心”、 “任百姓的自化(即自然)”。
《老子·二十九章》中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意思是说，德才优秀的领导者要去除极端、奢侈、过度的行为做法。很明显，这就是老子“ 无为而治”的本意和实质。所以，司马迁评价道家学术时说，道家宣传无为，实际乃无不为，道家的文辞使人难理解，但其主张是容易施行的，其方法是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领，能做到它，其思想和事业就可以不可磨灭。
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政治智慧，与我们今天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不谋而合。“无为”的政治智慧产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老子的思想的确是伟大的，超前的。
“无为而治”与“文景盛世”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西汉初期，黄帝、老子的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可以说这是黄老思想治国安邦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汉高祖刘邦起，50余年的时间，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首先废除秦朝的苛政，施行轻徭薄赋，或减免税赋的惠民政策，重农抑商，兴办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使天下百姓感怀，安居乐业。
文帝刘恒是身体力行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努力践行者。主要体现：
第一，废除“诽谤”(朝廷)罪的法律。他一登基便对群臣说：各地接到我的诏令后，首先想一想我有没有什么过失，以及我所见所思的不足之处，要求大家告诉我。接着，下令制作专门进言献策的“铜制虎符”和批评朝廷的“竹制使符”，发到全国各地的封国和郡守，提倡臣民直接给皇帝或朝廷提建议或意见。
第二，处治罪人时，不株连部属和家属。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前往代地检查部署反击匈奴入侵的准备工作，便乘机反叛，调动军队打算袭击荥阳。文帝即下令平叛。在平叛前夕，文帝下诏：凡在朝廷平叛大军未到以前就反正的，以及率领投诚或者献出城邑的，一律加以赦免，恢复他们原有的官职。
第三，废除肉刑。文帝废除肉政起源于一个犯罪官员的姑娘写给他的一封信。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罪该受罚，他被逮捕解送到长安关押，准备执行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跟父亲来到长安，向朝廷上书说：“我父亲在齐国做官时，上下都知道他廉洁奉公，如今犯了法，该受刑罚。但我所悲伤的是，人死之后不能复生，受刑之后不能复原，虽然自己想改过自新，但又不给出路。因此，我愿意被没收官府当奴婢，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使他改过自新。”
缇萦的书信被送到了文帝那里，文帝为她的孝心所感动，于是下诏书说：“如今的刑法有三种肉刑(杖刑、刺字、宫刑等)，而违法犯罪的仍然不断发生，这根源在哪里呢？主要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以致教化不明，从而使百姓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感到非常惭愧。一运用刑罚就使得犯人肢体断裂，皮肉损坏，终身不能复原，这是多么令人痛苦和不道德的做法呀！应该废除肉刑！”以前的肉刑就这样被废除了。
第四，以身作则勤俭、节约、朴素。据《史记·孝文本纪第十》记载，文帝刘恒在位23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和御用器具等，一直没有增添什么。文帝曾打算建造一个露天平台，召来工匠一计算，要花费将近100斤黄金。文帝说：“100斤黄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我享受着先帝留下的皇宫，时常害怕不能保守社稷江山而使先帝蒙受耻辱，还要建造露天平台干什么呢！”
文帝经常穿着粗布衣服，就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也不准长到拖地，制的帷帐也不得绣花，以示俭朴，给天下人做出榜样。
文帝在临终前下诏书说：“天下万物出生后，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间的常理，有什么值得特别哀痛的呢？现在死了人花钱厚葬，以致弄得倾家荡产，强调服丧，以致损害了身体。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立即诏令全国：从诏令到达之日起哭吊3天就除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应当办理丧事、服丧哭祭的人，都不要赤脚踏地。孝带不要超过3寸宽。送葬时不要陈列车驾和兵器，不要发动男女百姓到宫殿来哭吊。宫中应当哭的人，只要在早晚各哭15 声，礼毕就停止。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像文帝刘恒这样心胸宽广、厚道、清静、无为、节俭、克己的皇帝，有几人？十分罕见，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