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埋伏好甲士，摆上酒席，广泛地邀请朝臣，想借此机会杀掉谢安、王坦之。王坦之十分着急，问谢安：“我们应该怎么办？”
谢安神情自若地对王坦之说：“晋朝地存亡，就在此一行了。”便和王坦之一同前去。王坦之的恐惧之情，表现在脸上。
谢安的镇定自若，更加表现在脸上。谢安望着台阶，走到席位上，还如洛阳书生一般，吟诵着嵇康的“浩浩洪流”类的诗句。
桓温被谢安旷达高远的气度所慑服，于是解除了埋伏好的甲士。王坦之和谢安以前是齐名的，但从这以后谁优谁劣便判断出来了。
原文：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安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怍存亡,在此一行。’
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恒惮其旷远，乃趋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此文出自南朝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编纂成书固然与刘宋家族对魏晋风流的喜好和社会各层人士对魏晋风流的追慕有关，然而刘义庆之所以对魏晋士人情有独钟化大气力与其门客共襄盛举还有他个人身世的内在原因。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刚登基便先后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拥立功臣。
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严格控制并杀戮了大量功臣和宗室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名将檀道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
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刘义庆《世说》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公元439年至440年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期间，这两年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招揽了许多文人，“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
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 ，按照《世说》一书成于刘义庆及其门客众手的说法，这是《世说》编纂的恰当时机。
二是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调任南兖州刺史，前来接任他江州刺史职位的正是遭到贬斥，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的刘义康。
兄弟二人在江州见面后的悲恸情绪受到文帝刘义隆的责怪。这些都与刘义庆对处境危难并因此寻求在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与编纂《世说》一书紧密相关。
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逸闻轶事，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
都有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从中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计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安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怍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恒惮其旷远，乃趋解兵。”（前面应该是一段话语引用，故用双引号）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如果想要解释再说，我再来修改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