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晚清政坛精英中，独重
左宗棠；比之左宗棠，
李鸿章缺少任勇之精神。此二者之对比颇值玩味，二人均崛起于对抗
太平天国之战事中，左宗棠统楚军（实湘军之
一系），李鸿章统淮军，并曾氏之湘军，为绞杀太平军之主力。太平军既廓清，
曾国藩御捻无术，赖李鸿章、左宗棠之力摧荡，至是，李、左二人已全然举国之重
臣。时国事日蹙，“洋务”之实行，不得不行，左、李亦洋务派之主将，左宗棠创马尾船政局，李鸿章于洋务之事功，当大于左氏。然则左宗棠有规复新疆之奇勋，
李鸿章有甲午惨败之罪责，虽则时势有异，然李鸿章固无左宗棠之任勇，对外一味忍退，以此心机，不战而先败矣。
梁启超评之曰：“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
胜，李以忍耐胜。”此言虽非虚，然对外以忍耐能胜之乎？
吾赞乎日本之
武士道精神，即使悬殊之局，亦必不惜一战，战或有胜之机会，不战必
亡。李鸿章之避战，固有其合理处，然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何能避？其视左宗棠之抬棺出战如何？梁启超云：“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
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人，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此段文字，吾全然不认同，夫英雄者，其心坦荡，无功名利禄之想，左文襄公早逝十余年，何其不幸，
即令十数年后泣血于沙场，左公又何尝不欣然。日本之
西乡隆盛，何尝不是身败名裂，然而梁启超拜谒时，不也写下“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之诗句，英雄固如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