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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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大诗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境界醒豁。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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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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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
生平
杨万里（1127－1206年），汉族，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其勉励与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年）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年）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年），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年），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年），因痛恨韩侂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侂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南宋杰出的诗人
，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杨万里呱呱坠地。这是一个风狂雨横的年代。金兵大举入侵中原,于上年闰十一月攻陷汴京,这年四月,俘虏徽宗、钦宋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从此,便开始了宋、金战战和和南弱北强的长期对峙局面。 杨万里八岁丧母。父亲杨芾(公元1096-1164年〉,字文卿,号南溪居士。他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积十年,得藏书数千卷。他曾指着藏书对杨万里说:“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铨《杨君文卿基志铭》）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他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27岁拜刘才邵为师。几年后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春,杨万里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塞。时主战派领袖张泼滴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l)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当时滴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为丞零陵,“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逊位,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泼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三年,户不闭而无客气《送王才臣赴秋试序》)。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渴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毯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鹤林玉露》乙编卷4)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杨万里除隆兴府奉新县知县。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 同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宫。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太常博士;八年丸丹,升太常ZE兼权吏都右待郎官;九年四月,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正月,除知漳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皇帝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淳熙四年春,出知常州。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七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八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冬,闽“盗”沈师进入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九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十二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塞相王淮问“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举荐朱蕉等六十人,都是正人端士。孝宗亲耀他为太子侍读,太子为题“诚斋”二字。淳熙十三年,转枢密院检详宫,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宫。十四年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联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人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囚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秘书监。因绍熙改元,借焕章阁学士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使,兼实录院检讨官。 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秘书监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嘱他人,杨厅里于是自劫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宰臣以他为进奉官,而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出江东转运副使。 绍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杨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诏进宝漠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漠阁学士。 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侂胄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户,他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予以坚决拒绝。后因韩专傍日甚,遂忧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从外而至,不知其惰,于是言及邸报所载韩侂胄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罢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侂胄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侂胄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赐溢文节,追赠光禄大夫。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同上《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Q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的是一条由广学博取、转益多师而至面向现实、师法自然的道路。他学诗最初由江西诗派入手,后于绍兴三十二年在零陵自焚尽其少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诗格至此一变;后又学陈师道五字律;又学王安石七字绝句;又学唐人绝句；至“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自此“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前者未做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荆溪集序》)。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迈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创造了他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诗派。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王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8),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d》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留下了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特别是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哑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二”(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雾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ZE相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象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自己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果饮绝句》、《初丸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他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写出农家生活的艰难和疾苦,1: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町,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写作极为勤奋,平生著述颇丰。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4200余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诚斋集》,有诗文133卷,由其长子杨长藉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编定。杨长濡(公元1157-1236年),字伯子,号东山,晚号农圃老人,官至福建安抚使、敷文阁学士,居官廉节,有惠政,亦博学有才,工诗善文。 作品目录 初夏睡起 昭君怨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 小池 闲居初夏午睡起 戏笔 宿新市徐公店 和段季承左臧惠四绝句 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 读严子陵传 春晴怀故园海棠 读严子陵传 归去来兮引/归去来兮 过杨村 好事近 寄陆务观 念奴娇 伤春 晚风 武陵春 闲居初夏午睡起 晓出净慈寺 新柳 忆秦娥 昭君怨
他的诗有：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年代：【宋】 作者：【杨万里】 体裁：【七绝】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注释】
[注释]（1）净慈寺：在今杭州西湖南岸。（2）毕竟：终究，到底。（3）四时：四季。
[译文]到底是六月的西湖，特有的风光就是与别时不同。莲叶满湖，碧绿的莲叶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水天相接的远方，荷花帖水映日，显出与众不同的艳红。
伤春
年代：【宋】 作者：【杨万里】 体裁：【七绝】
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
【注释】

又作：晓登万花川谷看海棠
[注释]（1）准拟：预料。（2）枉却：辜负。东风：春风。
[译文]春天来到之时，预料今年春天赏春的乐事肯定会很多，没想到今年又和往年一样，辜负了今年春天的美景。看到我是年年都不曾有眼去观赏那似锦的繁花。我不是在病中就是在愁中，那有心情去观花呢！
小池
年代：【宋】 作者：【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初夏睡起
年代：【宋】 作者：【杨万里】 体裁：【七绝】 类别：【记时】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新柳
年代：【宋】 作者：【杨万里】 体裁：【七绝】
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
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

宿新市徐公店
年代：【宋】 作者：【杨万里】 体裁：【七绝】
篱落疏疏小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晚风
年代：【宋】 作者：【杨万里】 体裁：【七绝】
晚日暄温稍霁威，晚风豪横大相欺。
作寒作冷何须怒？来日一霜谁不知。

Answer 4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Answer 5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参考资料：http://www.cycnet.com/encyclopedia/history/person/generalship/9911020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