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人的故事

近代文人的故事

第1个回答  2016-10-16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曰:“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做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冯玉祥平生读书甚勤。担任旅长时,冯驻军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1933年,萧伯纳访华,前往迎接的林语堂说:“今天天气真好。萧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见到这么好的太阳!”不料萧伯纳答道:“不是萧伯纳有幸在上海见到太阳,而是太阳有幸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1936年,艾青出狱后回家。有一天,在赶集的路上,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在他父亲的意识里,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汪夫人陈璧君训斥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1927年,蒋介石公然“清党”,并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齐白石没出名之前,到北京卖画,但是生意极不好,自己苦闷之极。陈师曾看过他的画教导说:“画吾自画自合古”,于是白石醒悟,此后精进,声名达于中外。当陈师曾去世的时候,白石感慨:“微师曾,无我今日之名。”

    陈师曾和齐白石性格决然不同,陈以书画赠人,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画价值几何,性情所至,随手而赠。但齐白石鬻画为生,把润笔单挂在自己的画室里,曰:“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

    齐白石晚年待客,在自己橱子里总放有两盘点心,一盘是月饼,一盘是花生,黄养玉去拜访,看到的是月饼只有三块半,那半块被掰掉了一半,里面似乎都结有蛛网,而花生壳里隐约可以看到有蠕动的小虫子.同来的朋友告诉他,这食品只是用来看的,你要真的吃,可是真要闹肚子滴.

    齐白石喜欢吃螃蟹,有次黄养玉带了一大串螃蟹去看他,老头很高兴,马上安排保姆去煮,那保姆本来拎着螃蟹走了出去,但转眼又拐回来,把螃蟹摔到齐白石跟前说:你查下哈,是十三只(大概是这个数),不要赖我偷吃了.原来,老头经常怀疑自己的螃蟹被保姆煮的时候偷吃,看来还不是一次,所以每次保姆煮螃蟹之前都要老头自己数一下.

    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终其身,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一肾出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丁文江特别讨厌竹子,并且还为此做了一首诗,自古以来颂竹之诗不计其数,但贬竹之诗却很少见,实是有趣,其言曰:“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

    张勋的老婆姓曹,当张勋准备复辟的时候,曾和老婆说起,他老婆是很不赞同。等到复辟成功了,且加封为亲王,他老婆大骂张勋没有良知,说:“民国待你可不薄啊,你竟然还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就是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子孙后代考虑啊?今天你虽然被封为忠勇亲王,恐怕你日后就会被封为平肩王了。”张问平肩王怎么讲,老婆大声说:“你将来脑袋肯定保不住,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脖子不就和你的两肩一字平了么?”夫人忠义与见识直是不让须眉。

    文革中,沈从文非常坚强和洒脱,每天除了接受批斗,还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年纪大的老人比较放心)。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也做的非常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那种从容淡定和对生活的宽容,如同他的文,折射出他丰富阅历后宽阔的胸襟。

    郭沫若、郁达夫所为文热情奔放。达夫好于文中连用“啊啊”二字,沫若则善用“哟”字,如“妻哟”、“仿吾哟”之类,取二君作品验之,几无页不可得其例证。吴稚晖笔调甚辣,亦有一习惯,喜于文中连用“呸呸呸”三字,读时遂益觉声容并茂。有好事者乃作一诗调侃三公,末二语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也。看来习惯一旦形成几乎无法改变,好的习惯固然传为美谈,但稍有异于众习,则不免沦为笑谈了.

    杨森因子女众多,自己又长年在外征战,因此有时候竟搞不清楚哪些是他的小孩。某次他与参谋长从前方返回重庆,众儿女兴高采烈地涌到机场迎接。他一下飞机,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如此热情,不禁大乐,笑着吩咐说:“你们先回去,我稍晚回家。”大伙闻言,纷纷离开机场——除了一个小男孩,不知怎地赖在那里不走。杨森见状很生气,上前赏他一巴掌,同时骂道:“小畜生!还不回去!”孰料那小孩竟哭了起来,站在旁边的参谋长赶紧立正敬礼说:“报告总司令,他是我的小儿。”

    易顺鼎有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易疯子有句名言:"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张之洞做湖北都督时,为慈禧太后贺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钜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当时在座陪宴,和一个姓梁学堂监督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辜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曰:“愿闻。”辜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辜老癫狂以至以斯。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做学问的,迂腐固执起来,有时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一代狂儒的博闻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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