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与理性化，这对看起来并无任何交集的范畴，似乎并不应当放在一起来论述。一个是社会唯使派大师涂尔干的牛刀小试之处，另一个是社会唯名派鼻祖马克斯 韦伯所重点阐释的理论。但当你把二者放于机械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时，你会发现他们二者最终不过是殊途同归。流水作业处处体现着高效性，可预见性，可计量性以及控制性——而这些是理性化实现的中心原则。而流水线作业则是目前社会分工发展的最高形式。社会分工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社会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你看，两位学界伟人看似毫不相关的理论就这样简单而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地学术图景，将会迸发出多么巨大的解释力呢！然而令人遗憾地是以前并没有人尝试着这样去做。
既然打算把二者加以综合利用，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其进行考察，并给出结合的形式。
《社会分工论》发表于1893年，是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所提交的论文。在书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有机社会”以及“压制制裁”与“恢复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涂尔干将其研究分为三部分：“首先，我们要考察劳动分工的功能，既与之相应的社会需要。其次，我们要确定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最后……我们就要把它主要的反常形式划分出来，避免与正常形式相混淆。”
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分工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这就是涂尔干展开论述的一个基本立脚点。接下来，他重点论述了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机械团结是这样一种社会联结纽带，它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而有机团结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连接纽带。而劳动分工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社会后果：首先，为个人意识和个性的发展提供了间隙，削弱了集体意识；其次，造成了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在涂尔干看来，正是这两方面的后果为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化提供了条件。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涂尔干认为正常的社会分工不仅不会破坏，反而会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从而为有机团结取代机械团结提供了条件，为社会类型的过渡提供了基础。但是这个论断却无法回避社会事实所提出的质疑——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并未如预料的那般实现社会团结的增强，相反的是，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和各种犯罪行为愈加激烈。对此，涂尔干给出了他的解释： 因为反常的社会分工对社会团结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它破坏活削弱了旧有的集体意识，而新的道德规范却没有如期的建立起来，以致使社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失范状态；再有就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也进一步削弱了集体意识。
涂尔干把社会团结的维护寄希望于统一的道德规范体系。而又仅仅从自己的研究出发提出在正常情况下，社会分工会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既职业道德，而正是这一中间群体的职业道德可以纠正人们对个人主义的过分迷恋，弥补整体层次上过于抽象的道德信仰对个人维系力的不足。在涂尔干眼里，这就是解救社会危机的良方。涂尔干单纯的从社会分工出发去考察社会团结的问题，他的结论中将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是谬误，他过分的夸大了社会分工的积极作用，而把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都归结为反常社会分工的破坏，这多少有些令人感到遗憾。
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会分工去辩解些什么，很显然，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与发展，社会也在不断的分裂着。当然，分裂决不等同于解体。但毫无疑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在增加，人与社会间的异质性也在增加。同时意识世界也在不断的分裂，一神让位于多神。在人们之间难再形成统一的价值规范体系，科学也得以跳出哲学的包围，并分裂为多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但社会的分裂并不意味着社会团结性的必然减弱，因为影响社会团结的因素除了社会分工外还有生活富足度，社会公平性，权威的作用，群体生活的紧密度等。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冲突与对人性的压抑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理性化的过分发展往往会带来非理性的结果。换句话解释就是：社会分工发展到后期而进入的理性化社会否认人的理性，理性社会通常不可理喻。
而理性化进程理论是马克斯 韦伯几乎所有研究一以贯穿的一条基线。韦伯在他的研究中证明：现代西方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理性观念——形式理性主义。而所谓的形式理性主义就是，人们为达到既定目的而寻找最佳方式的过程是依据规则，制度或更大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在实现某一目的的过程中，个人不能依据自己的方式寻找最佳途径。韦伯又指出现代西方世界如何成功的变得更加理性——既通过高效性，可预见性，可计量性以及控制人工的非人工技术。在这里，分工论与理性化理论就很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
很显然，分工是早已存在的，而且分工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家庭中，公共场合中，群体中，科研中等等几乎一切领域都存在着分工。而且分工一直再不断的深入与细化着，到今天，做一枚针头要分成25道工序，而要造一架飞机则需要全世界无数工人的配合。而且人的科学与技术也越来越精妙与艰深，有时一个问题就很有可能耗尽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而这些同时又使高效性，可预见性，可计量性以及控制人工的非人工技术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与发展，社会理性化成分也在不断增长。先是原始的巫术与图腾崇拜消失了；接着迷信与偶像崇拜也几近消亡；宗教也只剩下挣扎着苟延残喘，在没有昔日的辉煌。迷魅在不断的被从这个世界驱除，理性之光战胜了黑暗。到现在，这个世界与其说是文明社会，还不如说是一个理性社会。而在韦伯看来社会最终会变成一个天衣无缝的理性化结构网，没有退路。
那么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中的一些悖谬也可以解决了。社会分工促使人们的个性化发展和社会内部异质性的增加，这些将无可避免的成为促使社会冲突解体的因素，但社会并没有走向解体，反而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实现了有机性的增加。但是这些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分工后人们之间的依赖性增加了，真实的情况却是人们之间的依赖性减弱了。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一个有机网络越是复杂，其稳定性越强，少了任何一个个体并不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崩解，因为还有其他的许多个体来代替他的作用。或许真正的原因中应当包括社会理性成分的增加，因为作为一个理性个体谁都不希望发生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而冲突往往是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的（当然，这其中并不排除冲突会对其中一方或双方都有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有些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这样理性的力量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冲突的发生，从而也避免了社会的全面解体。我们可以发现理性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股平衡力，而且是一股基本的平衡力，因为法律，道德规范以及契约的平衡作用也多是通过理性的权衡发生作用的。
社会分工论与理性化理论就是如此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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