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金陵中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共同使用Annie Lisle为校歌旋律）
Annie Lisle（安妮·莱尔）
词：胡小石 曲：H.S.Thompson
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
石城虎踞，钟山龙蟠，我当其中。
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
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诚、真、勤、仁”
（Honesty，Truth，Diligence，Kindness） 陈裕光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陈裕光自1927年受聘为金陵大学校长起，连续任校长达20余年，他既是中国教会大学第一个华人校长，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被公认为中国教育界的元老之一。他在任职期间，以其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治校才能和献身教育的精神，为金大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建立了卓著业绩，使金大成为全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并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也因此而蜚声海内外，曾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奖章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的称号。
陈裕光的办学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维护民族尊严和教育主权
陈裕光一向怀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抱负，早在美国留学期间，目睹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曾默默地写下了“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的诗句，抒发了他振兴国家、发奋自强的爱国情怀。
他在全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潮中出任金陵大学校长。他认为“在我国办学，理应尊重我国主权”。因此他到任后“刻不容缓”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政府法令筹备立案。1928年立案获准后，就按规定着手改革行政管理机构，改文理、农林二科为文、理、农三学院，任命中国人担任各院系和各级机构的领导职务，改革宗教等等。进行这一系列的改革，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取消宗教系，遭到教会的竭力反对。但他在多数师生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这些改革，在教会大学中开了风气之先。在那时，这确是个大胆的创举，没有民族精神是很难做到的。
立案后的金大，在行政管理方面，他重视发扬“共和精神”，提倡民主办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使民主精神得到发扬。尽管经济、人事权仍在教会手中，他虽为校长也难有大的作为，但对于事关民族尊严的事，他还是要力争的。如教育系一个美籍教授一心想当作家，有一次他拍摄了一处不雅观的外景，拟寄回美国发表，被学生发觉，要他交出有辱于中国的胶卷，并赔礼道歉。陈裕光便设法辞退了这位教授。类似这样涉及外籍教师的事发生过数次，陈裕光都能从维护民族尊严出发，作出严肃处理。
在教学工作方面，陈裕光认为，金大首先是中国人的学校，学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应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必须弘扬民族固有文化。他鉴于金大过去办学中重英语而轻国文，以致造成学生英语水平高而国文水平偏低的状况，便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国文系的建设，用重金聘请名师；首创国学研究班，培养研究生；又成立与三院并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通过这些措施，不仅使学生的国文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国学研究人才，文史研究成果累累。金大首任院长福开森收藏有大批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铜器和瓷器，陈裕光认为这批收藏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很有价值，便不时向他表示希望他有所捐赠的意图。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使金大得到了他一千多件文物的捐赠。金大在中国古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所以能名列全国教会大学的前茅，有陈裕光不可磨灭的功劳。同时，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陈裕光在金大20多年，从不穿西装。在他的影响下，教授、学生中平时穿中装的也为数不少。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高涨。陈裕光始终满怀热情地支持金大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尤其在1937年11月南京即将沦陷的危急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执行政府指示，冒着纷飞战火，举校西迁，跋涉三个多月到达成都，在华西坝艰苦办学，历经沧桑而矢志不渝，充分表现了他捍卫民族独立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精神。
2. 以改革教育为己任
陈裕光重视教育应有的功能。他说：“教育是人类完满发展的工具”，是“我民族的建国工具”，应“以教育为第一大事”。“假使我国民众不能承受完满发展的教育，即不免走入偏跛畸形的程度，在今日世界民族中，就不免人家不尊重，我也无以自重。”由此，他明确地提出“教会大学的出路在于行政管理和教育的改革”。这表明他要改革金大教育，把金大办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水准的教育、学术机构，成为“我民族之建国工具”。
为了办好教育，他曾先后四次出国考察欧美和东南亚的教育制度，吸取有益的办学经验。他认识到“教育本身并非仅以增加知识为已足，而在于作育人才，济世惠民，即所谓‘我非役人，乃役于人’，由小我推及大我，变利己的思想而为利他的思想。”为此，他强调教育要面向社会，结合实际，服务人民。在他任职后的20多年中，他一方面大力发展应用学科，先后创设了机电工程系、汽车专修科、影音专修科、园艺专修科等十几个应用性强的学科；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农林科芮思娄教授（外籍）接任科长后，从美国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简称三一制），旨在以研究为中心，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推广事业，实施后成效显著。陈裕光把这一制度推广至文、理学院，以推动全校科研和服务工作的开展。由此，各学院都把科研作为本院基本任务之一，成立研究委员会加以指导；同时，要求文科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理科学生要体验生产实践，所有学生都要参加社会服务。由于金大的科研、推广事业面向社会，对社会有所裨益，因此，与金大合作的一些单位和商界人士便纷纷解囊资助金大科研事业，使得金大科研工作如虎添翼，更加繁荣。与此同时，陈裕光把教师的科研成果作为晋升职称和进修休假的依据之一，更提高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后来金大在八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教师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立案后的金大，进行宗教方面的改革后，校园内的宗教气氛便日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日趋活跃而浓厚的学术空气。
陈裕光以改革教育为已任，经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办学取得很大成功。而在他进行诸多改革中，办学方针的革新是根本的。这对发展教育事业起了关键作用。陈裕光在1948年11月举行的金大60周年校庆庆典上陈词说：“金大向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介绍西方新进科学为其自然特点，而文化亦因沟通而更加发扬。”又说“本人自办学以来，亦一向与本校同仁同学畅谈办学方针，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他的这番话，显然表明金大在60年进程中，特别是30年代以来，经过教育改革，逐步地实现了其办学目标由传播宗教为目的到以办教育为本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但与陈裕光的个人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3. 重视品格陶养，培育“金大精神”
陈裕光说：“教育二字，包括两种意思，一为教导学识，二为陶养品格，两者并重，不可或缺，若有学问而无品格，则于人于事无所裨益。”（转引自申晓云：《从金陵大学校训谈起》，《南大报》第733期，2001年5月30日。）又说：“办学要把整个人生作为教育目标。”因此他常鼓励学生不仅要“为学问而致力”，更“要为修养而淬励”。他对学生在品格上的要求，一向从严。
金大的校训是“诚、真、勤、仁”。这四个字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为金大人据以自豪的金大传统（或金大精神）。陈裕光积多年治校经验，曾深有感慨地称：金大灵魂之所在便是“诚、真、勤、仁，本校五十余年之校训也！”这四个字的含义，简言之：“诚”即诚心向学，以办教育为职志，为己任，为师者要诚心教学，不仅自己要有学问，还要潜心研究学问、传授学术，为学生者要诚心求学，不仅要会念书，而且要学会做学问。陈裕光曾以“卓越超群，非笃学不为功”的题词来勉励学生，被不少学生奉为座右铭；“真”即崇真尚实，是无论办学、治学、求学所一以贯之的科学目标、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通过训练这种对待科学一丝不苟、崇真尚实的精神，金大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在学术上创造了国内的一流；“勤”即勤动手、勤用脑，以养成劳动习惯，训练服务能力，培养吃苦耐劳和务实的精神。为此，金大大力提倡勤工俭学活动和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很多在校学生在求学同时，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学校图书管理、收发信件以及打字、打钟等工作。在成都华西坝建校时，师生都参加筑路、建房等劳动，陈裕光与三院院长也挥锄上阵；“仁”即爱心、服务和奉献。金大作为教会学校，在育人中，尤重视人格的教化和仁爱精神的熏陶。因此无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校长与师生之间关系均很融洽，尊师爱生，助人为乐，蔚然成风。使人生活其中处处有温馨、宽容、仁慈的感受。不少人因此而终生得益。 南京大学保留原金陵大学（包括前身学校）历届所有院系毕业生的学籍资料、档案、成绩单等档案资料（“文革”期间出于档案安全及南大场地因素的考虑，部分档案移送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放，2012年全部移交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校友官方档案可通过南京大学档案馆查询，也可通过南京大学档案馆网页版查询 ，官方查询入口①金陵大学学籍： ；②金陵大学中途离校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