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11（公元1413）年,明王朝发生两件大事：一是这年冬天,郑和率队远航,开始历史上第一个跨越亚洲，直抵非洲东海岸的壮举；二是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原则上贵州始有省级政区建置,成为全国第13个行省。
历史渊源。贵州原分属四川、湖广、云南的边荒之域，虽然遥远荒芜，地形崎岖险峻，却处于西南地区中心，扼控川陕、两湖广及云南之交通咽喉。自秦汉至元代，中原统治者早就想理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与管理，但由于受总体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束缚，中央王朝始终鞭长未及。即使后来经济文化融治发展较好，由于思维惯性，对贵州的投入向来与中原、江南以及其他省区无可比拟。秦汉之际“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唐宋时期采用羁縻州郡；元朝则实行特殊管理的土司制度。而贵州内部，由于受自然条件制约，社会生产力滞后, 政治势力与内在经济动力未能有形成强势政权推手。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形势发生了变化，元朝拓宽疆域，盛极武治，全国之内大兴站赤(蒙语：驿传)，四川、湖广、云南等省驿道均取道贵州，贵州初显西南交通枢纽与军事重镇之势。明太祖朱元璋从元朝蒙古残余势力竟能盘踞云南十多年与大明王朝对歭中，始察觉到云贵地区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山势险峻、民族结构复杂文化多元、道路崎岖难行，使贵州浑然天成地成为云南之屏障，元末残余长驻云南与明王朝分庭抗礼、负隅抵抗。明王朝花费极大精力，做足了十几年功课，动用30万大军通道贵州进攻云南，方得以平定。 明太祖朱元璋意识到，云南虽平，但倘若贵州出了问题，来之不易的胜利即刻覆雨翻云，于是遣使诏谕南征将军傅友德:“倘若霭翠等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授意安抚贵州各族上层。同时，留下南征军队大部分兵力驻守贵州,遍设卫所,建立屯田,把军事控制与农业垦发结合起来，并于洪武15 (公元1382) 年，部署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贵州俨然成为云贵地区军事中枢。当时贵州尚未建省，明朝省级建置由“三司”组成，其中包括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行政与财政；提刑按察使司，统管刑役、检察、司法；都指挥使司，管理军政。“三司”设置是为限制地方势力。明太祖朱元璋于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缺位的情况下，单独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是钳制云南地区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同时也为贵州建省埋下伏笔。
控制时机。明初、中期国力强盛， 经济文化极其发达，据计，当时朝廷岁收与经济发展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当时在今天贵州境内有四大土司:贵州宣慰司、思南、思州、播州宣慰司,各踞一方互不属统。明王朝建国后, 采取对土司安抚政策,局势较为稳定。永乐年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了争夺土地，互相攻战，酿成叛乱，其实质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土司制度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间的博弈。于是明成祖顺水推舟，于永乐11 (公元1413) 年,派遣贵州都指挥使顾成，率兵5万平乱,之后宣布废两田土司,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于贵州宣慰司城(今贵阳)。3年之后，即永乐14 (公元1416) 年，又设立贵州提刑按察使司，明代省级建置的三司机构均齐备，界于湖广、四川及云南之间的一个新省——贵州省，正式成立了。
元朝创立行省制度时，全国只有12个行中书省。新建贵州为第13个行省，意味着将贵州纳入中央王朝直接领导，贵州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面临全新发展逻辑。明清贵州经济、文化、教育较建省前有较大发展,促进了贵州政治经济结构重大跨越。
明成祖的这场稍动干戈的改革，与雍正年间疾风暴雨般大规模改土归流相比，血腥成分小得多。明太祖朱元璋谨慎而未成行的贵州建省大事，被明成祖朱棣“废两田土司”低成本地解决了。
经济文化与教育。贵州建省后，大量外籍官员入黔,其中包括许多忠于朝廷、学识渊博、能力卓著的名臣、贤宦、文士、武将，这些人才带动了贵州本土人才的脱颖，并对于贵州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十分有利。“外来”与“出去”，使贵州人有种不约而同的激励鞭策之感。贵州恶劣自然环境与区位弱势，远离黄河长江等文化发源地，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崛起，较之得风气之先的地区艰辛百倍，这就铸就了贵州人特别坚毅顽强的性格。贵州人开始主动向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靠拢，表现为走出边远小环境，投身主流文化的大环境，积极参与平等对话与竞争。正是这种“山骨精神”，喊出“贵州不可忽视，山里人敢为天下先”呐喊。
以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来考量，即使黔中汉代便有尹珍办学之佳话，但贵州文化教育长期落后于全国水平确是严峻的现实。建省前贵州的府州县三级学府寥若晨星，建省后明王朝先后在各地建立数所学府，但并未在贵州开设科举考点，生员要考功名，只有历经艰辛、跋山涉水到四川、湖广等省设置考点去应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嘉靖14(公元1535) 年，也就是在建省后122年，明王朝政府终于分别在云南与贵州开设乡试考点，云南准取40 名，贵州准取25名。“开设乡试”，使贵州学子面临着释放才智、展示自我的机遇与挑战。明代，处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贵州，科举产生举人为 1759名，进士137名。清末，在科举制度最后376年里，贵州省竟出了举人6000名、进士700名、状元3名、探花1名，人才辈出有如井喷。所谓“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不仅是明清贵州文化教育成果，也是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发达，信息不对称的贵州人不甘人后，不满足总 “跑龙套”，“给点阳光就会灿烂”，力争证实自己，展示贵州的表现。他们富于闯劲，勤奋上进，善于吸纳其他先进文化，这是个人乃至贵州历来发展之关键。若以科举入选绝对数作为参照系，贵州显然与江南等地差距甚大，悬殊的先天基础与文化积淀，单以数字排名与宰辅、翰林的百分比来确定贵州文化价值，是片面、极不科学的逻辑定式。
贵州得以建省，意义绝非建省本身，许多关乎整个西南乃至国家全局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问题均在其中。然而最关键的是：建省是契机，功效却落在题外——这片荒芜土地上的点滴阳光，促进了贵州社会长足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