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本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威廉•詹姆斯在
《心理学原理》里对
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衔接，而是流动的。用一条'河'或
者一股'流水'的比喻来表达它是最自然的了。此后，我们再说起它的时候，
就叫它做思想流，意识流或者是主观生活之流吧。"其后"意识流"在20世纪20
年代至40年代开始进入文艺学领域，据瞿世镜在《意识流概论》中提出，英
国小说家梅•辛克莱在其评论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意识流"这个术语。作为一
种创作方法的"意识流"，除了把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说作为哲学基础外，
还直接吸收了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法国哲学家柏格森
的"心理时间"等概念，直接表现社会人物的心理和潜意识，打破了由作家出
面介入介绍人物、安排情节、评论人物心理活动的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
意识流创作方法的艺术特征与现代主义作家的基本文艺观——重主观表现，重艺术表现，重形式创新——互相吻合，因此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都运用了意识流创作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流是现代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范畴内，现代派创作流派，如朦胧诗、意识流、荒诞派、
黑色幽默、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都刻上了意识流创作手法的烙印，其中当然以意识流小说与意识流创作手法的联系最紧密。
西方现代心理学一般认为人的意识结构是一种三层复合式结构，即意识、
前意识、无意识。弗洛伊德将意识描述为海洋冰山上冒出洋面的顶端，或是
一个有浓淡层次的光环里的中心亮点；而无意识则是冰山潜于水下的更多部
分，或是光环中心亮点以外的逐渐浑然了的领域；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
斯提出"意识流"概念以描述整个意识结构的动态特征；英国女作家
弗吉尼亚 •
伍尔芙在一篇题为
《现代小说》的论文里说："头脑接受千千万万个印象
——细小的、奇异的、倏忽而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镌刻下来的。这些印
象来自四面八方，宛然一阵阵坠落的微尘……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
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
意识流小说不仅要表现出"海洋冰山"的"顶端"、"光环里的中心亮点"、
"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这种种呈静态特征的意识形式，还要挖掘出"冰山潜于
水下的更多部分"、"中心亮点以外的逐渐浑然了的领域"、"始终包围着我们
意识的半透明层"等呈动态特征的意识形式。与此目标相适应，意识型创作方
法与其他型态的创作方式在创作技巧上的区别主要体现为多样化的、偏重私
人隐密的、个性化的心理描写形式：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感官印象、梦境
幻觉等。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也没有超出这个大范围。
自由联想：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具有明显内在联系的联想，意识流中的联
想是无序的，具有随意性、跳跃性、个人化的特点。如在
《海的梦》（王蒙）
里，主人公，五十二岁没有见海的翻译家缪可言在快见到海时心情激动："海，
海！是
高尔基的暴风雨前的海吗？是
安徒生的绚烂多姿、光怪陆离的海吗？
还是他亲自呕心沥血地翻译过的杰克•伦敦或者
海明威所描绘的海呢？也许，
那是李姆斯基•柯萨考夫的《谢赫拉萨达组曲》里的古老的、阿拉伯人的海
吧？"而在《海与灯塔》（孔捷生）里，锦平在离开城市去海南（当年的知
青旧地）出差时："桅杆上的旗呼啦啦地展开。城市低落下去，贴近波动的水
平线，天空愈见辽阔。呵，城市。蓝天被挤压在两排高楼的缝隙，世界被嵌
在窗框里，还给窗格子分割成小小方块。/多辽阔的天，多深蓝的水"同是对
海的感觉，却极具个人特点：缪可言是个翻译家，他首先联想起的是译作；
锦平与丈夫志趣不投，对在城市生活感到压抑，渴望广阔的世界，景色在她
眼里也具有对比意义。
内心独白：是不加评述的纯粹内在意识的载体，展示着意识本身的真与
美。如《无主题变奏》（徐星）里，"我"自开篇起始即在喃喃自语："也许
我真的没有出息，也许。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
我是什么？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么。也许每个人都在等待，莫名其妙地等
待着，总是相信会发生点儿什么来改变现在自己的全部生活，可等待的是什
么你就是说不清楚。真的，我什么也不等待。这么说并不是要告诉你我与众
不同，其实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我又太清楚该要什么了，要吃饭要干活儿……"
以此奠定了全文的基调：毫不隐晦地叙说自我感受，吐露心曲，表现了人与
人之间的隔膜。又如《蓝天绿海》，通篇运用了"我"的内心独白，向死去的
好友蛮子吐露自己的思念，对世界的厌恶，追逐名利时的疲惫，生活的不如
意……将情绪挥洒得淋漓尽致。
感官印象：注重作品中表现出的印象具有以人物为主体的感受，它是可
感可触而非虚无飘渺的，与
修辞手法中的通感、暗示一脉相承。如《马兰花，
马兰花》（丁小琦）里，被远嫁的马兰花初到婆家时一夜无眠，她的感受是
相当郁闷与惊恐的："屋子象口倒扣的锅，又黑又闷。眼仁都被染黑了，睁着
和闭着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一炕的人都睡死了似的，只有那高低粗细的鼻
鼾，如滚开的水锅里，冒出的大小不一的泡泡。当弄清没人知道你是睁着眼
时，你就这样看了一夜的黑。"又如《欢乐》里齐文栋饮了农药后的感受：
"紧接着咽喉的痛楚，一团熊熊的烈火在你的胃里翻滚起来，你听到自己的头
发梢子象燃烧的豆秸一样噼噼叭叭地响着，腐烂苹果的香气象浪潮一样涌来
涌去……但痛苦很快就消逝了，你大汗淋漓，四肢柔软，瞳孔紧密收缩，终
于缩得比针尖还小，黑暗如锅底一般罩下来。……你恍惚觉得有一只手牵着
你走，那只手很大很柔软，那人身上有一股熟皮子的味道……爹！我又见到
你啦，爹！……"
梦境幻觉：作为一种残缺的印象，一种荒诞的意象，体现出人物的潜意
识，为人物情绪的凸现提供了拼图。如
《风筝飘带》里素素认识佳原后，做
了一个梦：佳原在马背上放风筝，风筝很简鄙，寒伧得叫人掉泪，但风筝飞
起来了，而且飞得比东风饭店的新楼还高，比大青山上的松树还高，比草原
上空的苍鹰还高，比吊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气球还高，而她
变成了风筝上面的一根长长的飘带儿，也跟着风筝飞起来了……表现了少女
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对生活的超越。
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在人物处理上，人物不再是一个"典型"。由于
人物的悲与喜，光明与黑暗，高尚与卑劣，对新生活的向往与对旧日的怀恋
等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读者又要将自己代入人物内心才能领会文章内容，
所以读者无法立即对人物做出具体的善恶评价。如《欢乐》（
莫言）里的齐
文栋，是个农村知识青年，在他第五次高考不中之后，"离开了苍老疲惫的家
门，象逃跑出一个恐怖的梦境"，经过一大湾子水，一块辣椒地，坐在自杀的
年青姑娘鱼翠翠的坟头浮想连翩，最后终于在这个宁静的晚上亲手结束了自
己的生命，进入了死亡的"欢乐"。齐文栋不是个脸谱式的人物，他的心理活
动和意识活动，独成一个世界：有屡试不第的压抑，有对母亲的怜悯、内疚，
有对哥嫂的不满、无奈，有对年青女子的生理欲望，有对鲁家三小子的羡慕、
妒忌，有对建仓夫妇的厌恶，有对高大同的好奇、惶然……在这里，我们看
不到作者对人物的隐性评价，只有人物失却控制的意识流动起作用。从这个
方面来说，意识流小说与传统小说有很大不同，如传统小说里与科举发生密
切联系的两个人物——范进、
贾宝玉，在性格内核里都蕴含了作者的人生理
念，或讽刺什么，或褒扬什么，读者很容易领会，而在意识流小说里，作者
隐身幕后，读者不再意识到作者的存在，只意识到人物的存在。
作者的隐身，有赖于作者叙述角度的选择。意识流小说突破了传统的界限，多采用第一或第二人称。如《蓝天绿海》（刘索拉）以第一人称"我"描述自己的生活，通过回忆与强调突出与蛮子生死不渝的友情和"我"的感伤、郁闷、偏执、无所适从；又如《花豆》（高行健）通过年老的"我"在一个湿淋淋的下午，独对雨点向回忆中的青梅竹马的"你"的喃喃倾诉与思念，表现了几十年的风云，对往事的留恋和对错失的悔意；而前文提到的《欢乐》则采用第二人称"你"来表现齐文栋的内心。意识流小说也有用第三人称的，如李陀的《七奶奶》。小说深入七奶奶的心灵，写她的对可能爆炸的煤气罐的焦虑，对儿媳妇的不满，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通过这些心理活动，读者可以大致了解七奶奶一生的轨迹，也能体会她守旧的渊源。但小说虽然用了第三人称"她"，也体现了一定社会内容，七奶奶却不象《红楼梦》里的贾母或刘姥姥，她没有具体的外貌，没有鲜明的性格，没有通过第三者观察的眼睛，更没有作者试图体现的褒贬倾向，因为作者并不是通过生活流程，
而是通过心理流程来展开文本的。
意识流小说则打破了逻辑的框框，有意淡化情节，突出人物的意识流程，用联想、想象、回忆、幻觉、梦境，打破时间之链，立体地、多层次地表现人生。如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的发韧之作《春之声》（王蒙），就是将主人公一生的经历压缩在不足三小时之内加以集中体现的。《春之声》的情节很简单：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结果坐上了一辆闷罐子车，在车里，他与一位用"小三洋"录音机播放德文音乐的妇女聊了几句天，下车后看见了闷罐子车的外表及崭新的火车头。情节虽简单，但由于作者采用了意识流创作手法，因而知觉时间无所不及：由车身轻轻的颤抖联想到童年的摇篮；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想起黄土高原的乡下；由闷罐子车联想起三个小时前他坐着的三叉戟飞机，又联想到自己的地主成份及二十二年的检讨；由南瓜香又联想到童年，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由德文音乐想到法兰克福的孩子，西北高原的故乡，解放前北平的联欢，解放后的首都北京；由崭新的车头联想到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作者通过从心理角度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使读者在短短的篇幅内就领受到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区域内的人生内容。在结构方面，意识流小说多以多线交叉或放射性思维方式来表现复杂的外部世界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如《风筝飘带》（王蒙）写一对青年男女素素与佳原一次约会的过程，通过素素的眼睛、回忆、联想与梦境，写尽了物质的压迫，文革的耽误，生活的艰辛，人们的不信任，对知识的向往，自强不息的精神，两情相悦的美好……这种结构方式与传统小说单一的因果关系式的，或"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分类式的结构可说有着极大的区别。
受中国传统创作方法的影响，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方法又与西方意识流小说创作方法不尽相同，甚至有人认为两者并无渊源关系。王蒙虽被大家公认为是我国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发轫作家，但他在谈小说创作时却说过，“请别以为写心理活动是属于外国人的专利，中国的诗歌就特别善于写心理活动，《红楼梦》有别于传统小说也恰恰在于它的心理描写。”“重视艺术联想，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早在没有看到过任何意识流小说，甚至不知道意识流这个名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主张了”。王蒙在承认自己读过一些外国小说的同时，更强调的是自己从鲁迅《野草》中受到启发，甚至是有意识地在回避自己的“意识流”创作与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关系，他不愿意别人把自己的小说创作仅仅看作是受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所致，相反，他极力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意识流”的渊源。与王蒙相似，更有人把中国的意识流文学追溯到了20世纪初，并且还特别强调其独特的艺术渊源：“《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意识流小说”，“这篇小说与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作品并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意识流小说虽然普遍被认为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产生，但因本土文学的影响，它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印痕，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下面，我们试着比较两者的差异。
首先，我们来回顾西方意识流产生的背景与理论依据。十九世纪末，英国和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衰落，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国力迅速上升，从而使得国际社会矛盾日夜尖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萧条，社会机制遭到严重损坏。这样，各项保障制度的缺失，战争的创伤在人们的心中投下了难以扫除的阴影。人们普遍认为现实荒谬无稽，社会不可思议，人类猥琐无能，世界前途茫茫。悲观绝望，颓废沮丧的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所有这些尖锐的国家、社会矛盾和变化了人的思想使得越来越多的作家感觉到用古典主义和传统的小说描写已经无法揭示出日益恶化的社会现实，无法描绘出人们面对荒诞社会的真实内心，他们认为只有主观世界才是“最高真实”。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就认为主观真实是“最基本的东西”，只有主观作品才是“唯一真实的著作”。乔伊斯也要求艺术家去表现“经验的真实”。而福克纳则认为作家只应写人类的“内心冲突”和“心灵深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维吉尼亚?沃尔芙也认为只有意识流才是生活，才是真实和道理，文学作品应当着力于表现这种错综复杂变化的“根本精神”，而不应该去描写“意识流”本身以外的事物。
就这样，意识流作家紧紧抓住了时代和社会在人们心里留下的阴影和梦幻，着力于书写人的内心世界，用浓墨和重彩，大胆自由地运用意识流小说形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受，揭示社会矛盾，揭示人们面对社会危机的心里病态。因此，意识流小说是西方现代社会意识的产物，它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衰落和新的经济结构体系构建中和西方精神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人们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位后开掘出来的一片文学新领地。
意识流作家们的这种由写外转向写内，热衷于写内心生活的创作手法除同他们对世界对艺术总的看法相关联外，还深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等思想的影响。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强调直觉是认识世界本体的惟一根据，“真实”只存在于“意识的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而奥地利精神病医生佛罗伊德对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充分肯定并把它看作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无疑是为意识流文学创作思想张目。而威廉?詹姆士认为宇宙间最根本的东西是“纯粹经验”，也即“意识之流”，它就是“现实”，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品级高的现实”。这些理论，都深刻地影响了意识流作家们的创作。如福克纳就对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学说颇有研究，认为空间的作用不在其范围的大小，而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并自觉将它运用于小说创作。在他的作品中，时间成为一种无形的流动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往往互相穿插，彼此交融，经常在某个人物的意识中同时得到体现。
而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在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的同时，却无法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手法中心理描写和艺术联想的影响。心理描写是表现意识层的心理思维，限于头脑和感情的理性分析，没有涉及潜意识层的生理状态的反映。因而，心理描写是冷静、理智和充满逻辑理性的，并由此显示出人物性格特点和对现实的态度。传统心理描写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中体现为人物的意识虽然具有模糊和不连贯性，但同时又保留着一定的理性特征，即这些意识中仍有着作者心灵和时代的投影。王蒙曾说过：“意识流的手法中特别强调联想……它反映的是人的心灵的自由想象，纵横驰骋……，中国文学一贯重视联想，‘赋，比，兴’中‘兴’就是联想……。我们的意识流不是叫人们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所以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中，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将不具备任何规律和秩序的人物意识连缀成一连串的印象与感触，而同时又用冷峻的思维和对生命、对生活的激情展现出他对社会与生活的认识。在《春之声》中，主人公岳之峰的回忆和联想虽然毫不连贯，但这些回忆和联想却能体现出他在为生活中的美好而激动，为国家的落后而牵挂，为生活中的种种丑陋而忧虑，他的所有联想合在一起，以自我展示的方式在我们面前树起了一个独立思考、热爱生活、毫无羁绊、心灵自由的典型形象。
此外，在传统小说中，心理描写从属于情节，依附于情节，不具有独立性。情节的发展和触动会引发出人物的心理描写，并能将心理描写串连起来，体现了传统小说叙述的线性因果关系。心理描写的这一特点也影响着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如在《春之声》中，虽然小说以主人公岳之峰的意识为主，但他所有的回忆和联想又由他在火车上所听、所闻、所看而引发的，其意识的流动仍然受到了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其次，在表现内容方面，西方意识流小说因受现代心理学、哲学等的影响，主张把人心里的“原始的混沌”全部地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因此，在他们的小说中，着力表现的是人内心非理性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世界，突出的是人物内心的混乱、迷离、恍惚、无逻辑性、动物性和疯狂性，并按照原始的方式杂乱无章地直接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算写出了心理的原始真实。意识流的代表作家维吉尼亚?沃尔芙就要求在小说中以主观代替客观，努力表现人物“私有的幻想”。她说：“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共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在她看来，文学作品就应该着力表现这种错综复杂变化的“根本精神”，而不是去描写“意识流”本身以外的事物。因此，在具体的创作中，她就强调要把人物头脑中“千千万万个印象”，无论是“细小的奇异的、倏而逝的，或者是用锋利的钢刀刻下来的”，全部应该写出来，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写出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而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却因受传统心理手法的影响，在描写人物内心的意识活动时，没有完全抛开外部客观世界及其对人物内心的影响，也不是将来自四面八方的如微尘般的印象，“不管它们表面上看来多么无关系”，不管它是否“全不连贯”地照实记录下来。相反，它仍然会围绕小说主题的需要去有意识地选择人物的意识，并在小说中显示出这些意识的有次序、合乎逻辑的特性。同样在《春之声》中，岳之峰对气味、声音等的联想、想象都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有意识对主人公意识的选择，即用现实和历史、中国和外国、城市与乡村、新与旧、土与洋、前进与落后的对比，来展示出中国新时期生活状态的全景，来象征中国新时期生活的转机，从而突出新中国的春天已经到来的创作意图。而在《蝴蝶》中，通篇行文也是紧扣张思远如何“丢了魂”，后来又“找到了魂”这一基线展开的。 在意识流动中，张思远由小石头--张指导员--张副主任--张书记--“走资派”--“囚犯”--老张头--张副部长，这三十年来的地位、身份的变化展现的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的风云史、历史的变迁命运。而张思远最终“找到了魂”则蕴含了作者的理性思考，揭示了党的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任这一道理。
第三，从表现的方法来看，西方意识流小说特别强调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作者完全独立于作品之外。他们提出“非人格化”和“作家退出小说”的口号，反对作家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整理和提练，更反对作家出面进行介绍和解释，而要求让人物的内心活动――特别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无意识、潜意识活动自然、真实地展现出来，力求展示的是人们内心的纯自然的主观状态。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不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时间上也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或者是让人物随时随地地进行突然的、跳跃式的“自由联想”，有时甚至要靠字体等的变化来暗示人物的变化。此外，时空错乱也经常出现在这类作品中，过去、现在、将来随意被颠倒、穿插、交融，而作者有意不做任何说明，使得梦幻和现实的界限被打碎，搅乱并纠缠不清。极端者，甚至故意破坏语言规范，前言不搭后语，几十页不用一个标点儿。如《喧哗与骚动》中班吉和昆丁的意识不断跳跃，不存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界限，书中内容在时间上颠倒混乱，作者对此不作解释，也不交代，只以变换字体或改换称谓来提醒读者。
而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虽然不再如传统小说那样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结构，但在按时间顺序叙述故事和展现人物联想与回忆过程中，外在的时间或事件会不时打断原意识的流动，并伴有叙述者语言的介入，呈现出现实与意识相间出现的特征，使读者仍能感知到小说中人物意识的流动规律及作者有意识地用之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物内心的特点。王蒙在《关于<春之声>的通信》中谈到《春之声》的创作方法时就说过：“……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发射性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放出去的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1980年春节前夕的闷罐子车里的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这一“共同的端点”就体现出了作品中虽淡化但仍然存在的情节，而人物的意识在这里也就更像一面摄取社会生活现象的镜子。
总之，意识流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当代小说的创作，但同时，我国当代小说又深受传统小说的影响，保留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显现出既传统又现代的独特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