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水利工程：
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就是黄河流域的滮池（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诗经》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
到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出现大型的引水灌溉工程。在公元前422年，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
公元前246年，秦国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亩），有了“泽卤之地”的称号，这个工程也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汉朝的时候，对农田水利更加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
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洲，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
为了保证长安、洛阳、开封等京都的供应，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历史也很悠久。
黄河水患的治理：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的下游地区已经普遍修筑堤防。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提出了“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
到了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数量上已经达到了千人，还给予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
北宋时期，都城在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地方官员都重视河事，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
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河工技术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
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涌现了以潘季驯、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
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近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始终难有建树。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黄河的治理更加重视，在黄河上中下三游，每一个地区都有专门的治理和开发方案，在国家的大力建设下，现在的黄河奔腾不止，还创造了很多利润，造福了一方百姓。
扩展资料：
黄河的治理措施：
根据黄河上、中、下游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彻底治理。
上游坡陡流急,以修水库、发电、养鱼为主,充分利用水资源,同时大力发展林业、畜牧业。
中游水土流失特别严重,以植树造林,种草保持水土为主,大力发展林木果品和畜牧业。
中上游大量退耕还林还草,所需粮食和生活用品及用电、鱼、肉、畜产品、果品,计划伐木向下游交易。
下游地上河越垒越高,威胁最为严重,最难治理。必须重新开掘两条规范的、多功能的人造黄河,甲乙两条河轮换通水、通航、轮换掏淤,掏淤后不需再建设就能及时种植养殖。遇到特大洪水,两条黄河同时排洪,确保下游安全。
把地上河改造成灌溉渠,渠高地低便于灌溉,灌溉渠还可分洪。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黄河治理七十载 岁岁安澜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毛泽东的黄河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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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3-06
一、周宿胥口河徙
汉书·沟洫志》寻|王莽大司空橡王横语：“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史称此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清胡渭《禹贡锥指》进一步指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经滑台城(滑县旧城)，又东北经黎阳县(泼县东北兰里)南，又东北经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深川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按《水经·河水》所记，大河故渎大致经今河南滑县、俊县、濮阳、内黄、清丰、南乐，河北大名、馆陶，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县市境，德州以下复入河北，经吴桥、东光、南皮、沧县而东入渤海。
宿胥口河徙之后，禹河旧道，有时还行水，至战国中期才完全断流。
二、新莽魏郡改道
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在此以前，王莽常恐“河决为元城家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致使河道第二次大变。
魏郡河决之初，水无定槽，泛滥于平原、千乘之间，后经王景治理始得以稳定。据《水经》记载，此河大致走今濮阳南，范县北，阳谷西，莘县东，在平东，禹城西，平原东，临邑北，商河南，滨州北，利津南而入渤海。该河道保持了800余年，至北宋景柏初始塞。
三、北宋澶州横陇改道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塌，于汉唐旧河之北另辟一新道，史称横陇河。横陇河的流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载，“河独从横陇出，至平原分金、赤、游三河，经橡、滨之北入海。”气姚汉元《中国水利史纲要》说，“河决时弥漫而下，东北至南乐(今县)、清平(今为镇)县境，......自清平再东北至德州平原(今县)分金、赤、游三河，经橡(治庆次，今惠民县)、滨(治渤海，今滨县北)之北入海。”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定此河“经今清丰、南乐，进入大名府境，大约在今馆陶、冠县一带折而东北流，经今聊城、高唐、平原一带，经京东故道之北，下游分成数股，其中赤、金、游等分支，经橡(治今惠民县)J、滨(治今滨县)二州之北入海。”今清丰六塔集以东尚有遗迹，向北经莘县韩张集(故朝城)以西，下经聊城堂邑镇、陵县县城以右，高唐、平原、惠民以左。此河道形成之初，“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但到庆历王四年，“横陇之水，又自下流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淤，必决上流，终于在庆历八年发生了商胡决口改道。
四、庆历八年澶州商胡改道
宋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河决商胡埽(濮阳东北二十余里栾昌胡附近)”，改道北流，经大名(今县)、恩州(清河县西北)、冀州(冀县)、深州(深县)、瀛州(河间县)、永静军(东光)等地，至乾宁军(青县)合御河入于渤海，史称北流。后12年，即嘉桔五年(1060年)，又决大名第六埽，下流“一百三十里至魏(大名)、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再下合笃马河(今马颊河)由无棣入海，时称二股河，也称东流。东流与北流并存了近40年，且互为开闭，直至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之后，东流遂绝。商胡改道，也是一次大改道，北流河道已移在西汉屯氏别河和张甲河以西，其下游与禹河主流已十分逼近。
五、南宋建炎二年杜充决河改道
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自酒入淮，以阻金兵”，黄河下游河道，从此又一大变。杜充决河的地点，史无明文，《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定在滑县上流的李固渡(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口以下，河水东流，经今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东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经泗水南流，夺淮河注入黄海。此后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迁徙的范围，主要在今豫北、鲁西南和豫东地区。此次决河改道，使黄河由合御河入海一变而为合泗入淮，长时期由淮河入海。
六、南宋蒙古军决黄河寸金淀改道
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军”，黄河河道又一次较大的变化。寸金淀在今延津县脖城东偏北三十里的滑县境内。决河之水南流，经封丘西、开封东入陈留县(今开封县陈留镇)境，以下“分而为三，杞居其中。”杞县“城之北面为水所坦，遂为大河之道，乃于故城北二里，河水北岸，筑新城置县，继又修故城，号南杞县"。“大河流于二城之间，其一流于新城之北郭帷河中，其一在故城之南东流”。新城北一支夺滩河由帷州、宁陵、归德至夏邑，以下分流经糠水至宿迁合酒和经作水故道至酒州入淮。中间一支为主流，由新旧杞县城之间南流入涡，经鹿邑、毫州、蒙城至怀远入淮。旧城南一支，经太康、陈州入颖，经颖州、颖上入淮，同时也分流入涡。后因归德、太康二地要求，“相次堙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为一”，全由涡河入淮。此河行水60余年，到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河决杞县蒲口，沿旧河东流合泗入淮为止。
七、明洪武至嘉靖间河道变迁型
明初黄河，经河南荥泽、原武、开封，“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经宿迁南流入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河决原武黑羊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颜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曹、单间贾鲁所治的旧河遂淤，主流徙经今西华、淮阳间入颖河，由颖河经颖上入淮。
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先决新乡八柳树，“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后又决荥泽孙家渡口，“漫流于原武，抵开封、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颖、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和”，沿颜水入淮。二河分流之初，北河势大，故沙湾屡塞不成；景泰四年(1453年)以后，南河水势渐盛，“原武、西华皆迁县治以避水气时为便利清运，纳河南御史张澜的建议，自八柳树以东挑挖一河以接旧道，"灌徐、吕"。
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塞沙湾，黄河主流复回开封以北，沿归、徐一路旧道，经宿迁、淮阴入淮。弘治二年(1489年)以后，白昂、刘大夏采取“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方策，一再疏浚孙家渡旧河，分杀下流水势。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南岸故道尽塞”，“全河尽出徐、郊，夺入淮泗”，至隆庆六年(1572年)，“南岸续筑旧堤，绝南射之路，”进一步使河道得以稳定。此后，黄河归为一槽，由开封、兰阳、归德、虞城，下徐、邳入淮，一直维持了280余年。
八、清咸丰铜瓦厢改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九日，兰阳铜瓦厢三堡下无工堤段溃决，工二十日全河夺溜。
铜瓦厢决口后，溃水折向东北，至长垣分而为三，一由赵王河东注，一经东明之北，一经东明县之南，三河至张秋汇穿运河，人山东大清河。当时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无暇塞治，文宗谕示：“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黄河自此改道东北经今长垣、濮阳、范县、台前入山东，夺山东大清河由利津入海。
九、民国27年郑州花园口决河南徙
民国27年(193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派军队扒决黄河。6月5日，先将中牟县赵口河堤掘开，因过水甚小，又另掘郑州花园口堤。9日花园口河堤掘开过水。后三日，大河盛涨，“洪水滔滔而下，将所掘堤口冲宽至百余米”。大部河水由贾鲁河入颜河，由顾河入淮；少部分由涡河入淮。至民国36年(1947年)3月15日堵复花园口决口，大河复回故道。
<br/><br/><font color=#0556A3>参考文献：</font>黄河河道变迁 二、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洪水“汜郡十六”，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又宋景祐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据胡渭的记述是：“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
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
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洪水决溢日益频仍。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当时翁同龢、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改为入河。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
入河。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
汉书·沟洫志》寻|王莽大司空橡王横语：“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史称此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清胡渭《禹贡锥指》进一步指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经滑台城(滑县旧城)，又东北经黎阳县(泼县东北兰里)南，又东北经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深川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按《水经·河水》所记，大河故渎大致经今河南滑县、俊县、濮阳、内黄、清丰、南乐，河北大名、馆陶，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县市境，德州以下复入河北，经吴桥、东光、南皮、沧县而东入渤海。
宿胥口河徙之后，禹河旧道，有时还行水，至战国中期才完全断流。
二、新莽魏郡改道
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在此以前，王莽常恐“河决为元城家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致使河道第二次大变。
魏郡河决之初，水无定槽，泛滥于平原、千乘之间，后经王景治理始得以稳定。据《水经》记载，此河大致走今濮阳南，范县北，阳谷西，莘县东，在平东，禹城西，平原东，临邑北，商河南，滨州北，利津南而入渤海。该河道保持了800余年，至北宋景柏初始塞。
三、北宋澶州横陇改道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塌，于汉唐旧河之北另辟一新道，史称横陇河。横陇河的流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载，“河独从横陇出，至平原分金、赤、游三河，经橡、滨之北入海。”气姚汉元《中国水利史纲要》说，“河决时弥漫而下，东北至南乐(今县)、清平(今为镇)县境，......自清平再东北至德州平原(今县)分金、赤、游三河，经橡(治庆次，今惠民县)、滨(治渤海，今滨县北)之北入海。”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定此河“经今清丰、南乐，进入大名府境，大约在今馆陶、冠县一带折而东北流，经今聊城、高唐、平原一带，经京东故道之北，下游分成数股，其中赤、金、游等分支，经橡(治今惠民县)J、滨(治今滨县)二州之北入海。”今清丰六塔集以东尚有遗迹，向北经莘县韩张集(故朝城)以西，下经聊城堂邑镇、陵县县城以右，高唐、平原、惠民以左。此河道形成之初，“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但到庆历王四年，“横陇之水，又自下流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淤，必决上流，终于在庆历八年发生了商胡决口改道。
四、庆历八年澶州商胡改道
宋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河决商胡埽(濮阳东北二十余里栾昌胡附近)”，改道北流，经大名(今县)、恩州(清河县西北)、冀州(冀县)、深州(深县)、瀛州(河间县)、永静军(东光)等地，至乾宁军(青县)合御河入于渤海，史称北流。后12年，即嘉桔五年(1060年)，又决大名第六埽，下流“一百三十里至魏(大名)、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再下合笃马河(今马颊河)由无棣入海，时称二股河，也称东流。东流与北流并存了近40年，且互为开闭，直至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之后，东流遂绝。商胡改道，也是一次大改道，北流河道已移在西汉屯氏别河和张甲河以西，其下游与禹河主流已十分逼近。
五、南宋建炎二年杜充决河改道
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自酒入淮，以阻金兵”，黄河下游河道，从此又一大变。杜充决河的地点，史无明文，《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定在滑县上流的李固渡(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口以下，河水东流，经今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东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经泗水南流，夺淮河注入黄海。此后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迁徙的范围，主要在今豫北、鲁西南和豫东地区。此次决河改道，使黄河由合御河入海一变而为合泗入淮，长时期由淮河入海。
六、南宋蒙古军决黄河寸金淀改道
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军”，黄河河道又一次较大的变化。寸金淀在今延津县脖城东偏北三十里的滑县境内。决河之水南流，经封丘西、开封东入陈留县(今开封县陈留镇)境，以下“分而为三，杞居其中。”杞县“城之北面为水所坦，遂为大河之道，乃于故城北二里，河水北岸，筑新城置县，继又修故城，号南杞县"。“大河流于二城之间，其一流于新城之北郭帷河中，其一在故城之南东流”。新城北一支夺滩河由帷州、宁陵、归德至夏邑，以下分流经糠水至宿迁合酒和经作水故道至酒州入淮。中间一支为主流，由新旧杞县城之间南流入涡，经鹿邑、毫州、蒙城至怀远入淮。旧城南一支，经太康、陈州入颖，经颖州、颖上入淮，同时也分流入涡。后因归德、太康二地要求，“相次堙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为一”，全由涡河入淮。此河行水60余年，到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河决杞县蒲口，沿旧河东流合泗入淮为止。
七、明洪武至嘉靖间河道变迁型
明初黄河，经河南荥泽、原武、开封，“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经宿迁南流入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河决原武黑羊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颜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曹、单间贾鲁所治的旧河遂淤，主流徙经今西华、淮阳间入颖河，由颖河经颖上入淮。
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先决新乡八柳树，“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后又决荥泽孙家渡口，“漫流于原武，抵开封、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颖、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和”，沿颜水入淮。二河分流之初，北河势大，故沙湾屡塞不成；景泰四年(1453年)以后，南河水势渐盛，“原武、西华皆迁县治以避水气时为便利清运，纳河南御史张澜的建议，自八柳树以东挑挖一河以接旧道，"灌徐、吕"。
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塞沙湾，黄河主流复回开封以北，沿归、徐一路旧道，经宿迁、淮阴入淮。弘治二年(1489年)以后，白昂、刘大夏采取“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方策，一再疏浚孙家渡旧河，分杀下流水势。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南岸故道尽塞”，“全河尽出徐、郊，夺入淮泗”，至隆庆六年(1572年)，“南岸续筑旧堤，绝南射之路，”进一步使河道得以稳定。此后，黄河归为一槽，由开封、兰阳、归德、虞城，下徐、邳入淮，一直维持了280余年。
八、清咸丰铜瓦厢改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九日，兰阳铜瓦厢三堡下无工堤段溃决，工二十日全河夺溜。
铜瓦厢决口后，溃水折向东北，至长垣分而为三，一由赵王河东注，一经东明之北，一经东明县之南，三河至张秋汇穿运河，人山东大清河。当时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无暇塞治，文宗谕示：“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黄河自此改道东北经今长垣、濮阳、范县、台前入山东，夺山东大清河由利津入海。
九、民国27年郑州花园口决河南徙
民国27年(193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派军队扒决黄河。6月5日，先将中牟县赵口河堤掘开，因过水甚小，又另掘郑州花园口堤。9日花园口河堤掘开过水。后三日，大河盛涨，“洪水滔滔而下，将所掘堤口冲宽至百余米”。大部河水由贾鲁河入颜河，由顾河入淮；少部分由涡河入淮。至民国36年(1947年)3月15日堵复花园口决口，大河复回故道。
<br/><br/><font color=#0556A3>参考文献：</font>黄河河道变迁 二、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洪水“汜郡十六”，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又宋景祐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据胡渭的记述是：“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
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
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洪水决溢日益频仍。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当时翁同龢、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改为入河。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
入河。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8-04-10
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首推黄河流域的滮池（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诗经》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
到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422年，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公元前246年，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亩）“泽卤之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
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洲，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
为了保证长安、洛阳、开封等京都的供应，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历史也很悠久。
大禹治水的功绩，也包括治理黄河，大河上下，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神工”。春秋战国以后，治河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史料。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已普遍修筑堤防。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堵口、修防。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约数千人，“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下，黄河已成“地上河”，堤身“高四五丈”（约合9～11米），堤防也很高。《史记·河渠书》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诏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景虽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扼制了黄河南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建都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地方官员都重视河事，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河工技术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涌现了以潘季驯、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近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始终难有建树。
纵观治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谓治河实际上只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但是，悠久的治河历史，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借鉴。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到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422年，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公元前246年，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亩）“泽卤之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
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洲，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
为了保证长安、洛阳、开封等京都的供应，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历史也很悠久。
大禹治水的功绩，也包括治理黄河，大河上下，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神工”。春秋战国以后，治河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史料。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已普遍修筑堤防。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堵口、修防。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约数千人，“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下，黄河已成“地上河”，堤身“高四五丈”（约合9～11米），堤防也很高。《史记·河渠书》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诏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景虽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扼制了黄河南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建都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地方官员都重视河事，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河工技术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涌现了以潘季驯、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近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始终难有建树。
纵观治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谓治河实际上只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但是，悠久的治河历史，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借鉴。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22-05-19
黄河水的几字弯经过北方尘土地，注意，不是沙土地，流速缓慢，泥土沉积……解决办法，联通兰州到三门峡段，选择沙砂土层质开辟河道，细砂沉河，会阻止泥土流失，水质会清澈。可以作为冲刷通道使用。北方几字型通道每5年大清淤一次，清淤后可适当引入沙砂质水冲刷，河道要程V型 而不是U 型，沙砂沉积底侧，可护土，可清水。
沙砂 要靠V型河道留固，而不是U型。
V字型两侧可开数级平台作为滞留沙砂使用。
沙砂和泥土要区别清楚。
陆氏治河法。
治沙导致黄河水浑浊 地上河 上游的 沙砂应该随水流铺设在河道内 形成沉淀层防护泥土坍塌 上游的砂被固定 水流冲刷泥土层 导致现状 根本不治理好 怎么改线路都没有用
现在工程技术很发达，北方水利系不要再做缝缝补补的治理活动。
沙砂 要靠V型河道留固，而不是U型。
V字型两侧可开数级平台作为滞留沙砂使用。
沙砂和泥土要区别清楚。
陆氏治河法。
治沙导致黄河水浑浊 地上河 上游的 沙砂应该随水流铺设在河道内 形成沉淀层防护泥土坍塌 上游的砂被固定 水流冲刷泥土层 导致现状 根本不治理好 怎么改线路都没有用
现在工程技术很发达，北方水利系不要再做缝缝补补的治理活动。
第4个回答 201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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