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科学的历史上，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成功的合作关系，是十分罕见的，几乎可以说没有另外一个相类似的例子。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密切美好而又相互竞争的科学合作，以及他们两人亲密的友谊，终究未能持久，以至于彻底决裂。
紧密合作亲近往来
从1955年开始到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共合写了32篇论文，显现出他们两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李政道曾经写过，“杨振宁和我的合作，和当时物理的发展十分契合，并且反映了当时的精神。我们的合作紧密而且成果丰硕，是既竞争又和谐。我们共同的工作激发出我们最佳的能力。结果远比我们各自分开来工作的总和要好得多。”
杨振宁也曾经说他和李政道合作是令人羡妒的。
1956年他们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造成了科学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
许多人喜欢提到的，是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说的，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
除了科学合作之外，杨、李两家人也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普林斯顿以及暑假在布鲁克海文都曾经毗邻而居，李政道后来有1952年出生的李中清和1956年出生的李中汉两个儿子，两家孩子也玩在一起，他们还有一张两家大儿子在一起洗澡的照片。
争论之后长谈流泪
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是美国《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1962年5月12日，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伯恩斯坦曾经给杨、李一份校样，让他们先看一看。
根据李政道在他《论文选集》里那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文章中所写的是，“在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杨振宁说‘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谈一谈。在文章中的几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1题目里，2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3我们领奖的时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在秦蕙君的前面，因为杜年长一岁。”
“第二天他又来跟我说，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时候，必须说明这是根据字母先后顺序的习惯。我告诉他这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也许那个说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
这一次争论以后，杨和李有一次长谈。杨振宁是这样写的，“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点，对所有关键的事件都有着相同的记忆。正如同家庭中冲突的和解一样，这是一个感情获得宣泄的历程，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永远分手了。”
杨振宁对于他很在意伯恩斯坦文章里面排名的问题，并没有否认。但是他说4月18日两人的见面长谈，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说不仅是他哭了，李政道也哭了，这是他们友谊的真情流露。
一封书信导致决裂
在4月18日以后，两人还是继续往来，不过情况有一点紧张，两人对彼此的关系非常敏感。6月里，杨、李两人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访问，共享一间办公室。那个时候正好李政道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李德曼、史瓦兹和史坦伯格三人要发表一篇第二类中微子的实验结果论文，这篇论文中间也提到李和杨的工作，于是李政道跑去和他们三人说，在文章中不可以用“李和杨”，必须要用“杨和李”。
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纷纷，说李、杨的不和，是由于杨小气，斤斤计较等等。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
杨振宁说他是把这封写好的信放在李政道的桌子上，就走出去了，当时李政道正好不在。后来杨振宁再走进来的时候，李政道拿着这封信过来问他，说上面的英文字“Perfidious”（背信弃义）是什幺意思？杨振宁还记得他和李政道讲了其含义以后，回忆起早年他与李政道的关系，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废纸篓里。后来李政道还是把这封信从废纸篓里拿出来，他看了以后显然情绪受到很大的冲击。第二天李政道的太太秦蕙君说，昨天李政道回家的时候神情异常，而且夜里睡得很不好，又有他刚来美国那种夜里睡梦中大叫的问题。
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的消息传开了以后，他们科学界的好友都甚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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