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词的分类

研究性学习课题《婉约词的分类》

提供分类方案,并举例论证,最好举词人代表作,不需要整首打上来,有名字标题即可。

可从情感、内容方面考虑。
不用回答了,学习报告已经交了

明人张綖首先明确地用婉约、豪放的概念来概括词中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按诸诂训,“婉”“约”两字都有“美”“曲”的意思。具体一点来说:“婉”为柔美、婉曲。“约”的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精炼、隐约、微妙。故“婉约”与“烦滥”相对立。南北宋之际《许彦周诗话》载女仙诗:“湖水团团夜如境,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评论说:“亦婉约可爱。”此诗情调如小词。“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到婉约的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大都以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展观自然美与生活美,歌颂人物的心灵美。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已见豪气。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是“沉雄似张巡五言”。正式高举豪放旗帜的是苏轼,其《答陈季常书》云:“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又其《与鲜于子骏书》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
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说明了他有意识地在当时盛行柔婉之风的词坛别开生面。豪放派词作题材广阔。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
最早意识到宋词中有两种不同创作倾向的是欧阳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云:“范文正公(仲淹)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而这种被欧阳修讥讽的“穷塞主之词”,正与欧阳修写的诗相似。在欧阳修看来,诗词有别,“分工”明确,范仲淹的“穷塞主之词”,如果是言志之诗,就应该有它的本色,若填入小词,则不免旁门左道了。到了苏轼,有意创立一种新词风,以与传统词风相对抗,使词中的两种创作倾向更为明显。
宋词中之所以会形成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首先,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婉约词风的定型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盛走向衰落的晚唐五代。当时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时运衰颓,朝不保夕。这使文人们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失去了实现的外部条件,他们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转而追求自我价值,追求内在情感的满足和审美快感。那种外在的“政教人伦、修齐治平”,在他们看来,远不如痴男怨女们的缠绵悱恻,歌宴舞席上的声色之娱更令人销魂荡魄。文学回归到人本身,被压抑了几千年的人的“七情”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一些城市(成都、金陵等)的发展,为这种艺术趣味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经济繁荣,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到处是绮罗香风,歌宴舞席,正需要融音乐性、抒情性、愉悦性为一体的词这种文艺形式。
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市民阶层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从词作者的整体看,绝大多还是属于士大夫阶层。当社会矛盾激化、危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便想到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而不满意于婉约词的“淫哇之声”(王灼语),力求“以诗为词”,使词和诗一样成为补察时政、言志述怀的工具。所谓“豪放”词,就是这种“诗化”词。从词史的发展看,豪放词的兴起和繁荣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当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激化、竞争日烈的时候,苏轼首先贬斥柳永的浮艳之词,追踪“诗人之雄”而“自是一家”。苏词淡化了柳词的市民情调,主要表达士君子的志向.很显然,苏轼所开创的“指出向上一路”的“豪放”词风,就是要打通词与诗的界限.
历史转折时期,词人们人生价值观念的矛盾,是形成词中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的另一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注重社会政治伦理的人生价值观对知识分子影响颇大。正统文人的一切活动都与社会政治有关。文要“载道”,诗要“言志”,是正统文人牢不可破的文学观念。晚唐五代的社会大动乱,使得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开始转变,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转而追求个体价值,张扬个性,满足内在情感等。这种价值观念不适宜由诗这种打上正统士大夫烙印的文学样式来表述,而由“雅人修士相戒不为”的词这种新兴文学样式来表达。到了宋代,一方面结束了五代纷争,为知识分子从政提供了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追求社会政治价值成为宋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宋代最高统治集团因循保守,缺乏进取精神,沉醉于歌舞,加上城市经济的繁荣,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产生影响,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真情,追求声色之娱也成为一时风尚。这就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矛盾现象。
豪放词的代表词人与此恰恰相反,他们大都表现出正统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体现出对社会政治价值的热烈追求。范仲淹、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苏轼“奋励有当世志”,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充满着追求事功的激情。他们的豪放词的创作,就是要用“诗教”精神改造词体,使词纳入“载道”、“言志”的传统,以达到与诗异曲同工的目的。辛弃疾“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就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最好体现。很显然,豪放词的艺术精神向诗回归,而与“本色”词迥异。

宋代词人对音律的不同态度,也是形成词中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的重要原因。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起的音乐文学,它是配合“燕乐”曲调的歌词,词的特质很大程度上受“燕乐”情调的影响。刘尧民甚至说:“词的长短句子的工具,自然是音乐给与他(它)的。……词的‘婉约’的抒情调子,这一点灵感,都是‘燕乐’的染色,燕乐的灵感。”因而,“倚声填词”、恪守音律成为本色词人共同的词学主张和创作原则。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豪放派词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力竭声嘶;婉约派词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两种派别的词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着我国的古典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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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4-21
花间词/婉约词?

花间派是晚唐南北朝时候的主要流派之一。当时词主要分为两派:花间派和西蜀词派。
花间派的代表人物有温庭筠、韦庄、牛希济、欧阳炯、李珣等等,词风香艳秾丽,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大部分词都是华丽辞藻的堆砌,感情空洞,没有让我爱不释手的感觉。韦庄算是其中风格比较清丽的一位了,但我最喜欢他的一首却不是典型花间风格的,而是一首很热烈的“思帝乡 ”:
春日游
  杏花吹满头
  陌上谁家年少
  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
  一生休
  纵被无情弃
  不能羞

西蜀词派的代表人物只有三个:南唐主李璟、他的儿子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他们三个的词我都特别喜欢,清丽自然,感情很细腻动人。像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像冯延巳的“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李煜的我就不多说了。
此时的词派主要都是由诗向词的过渡时期的产物,各个流派经过相当时间融汇和演化,而且由于鼎盛时期豪放词派的崛起和成熟,词派划分的重点就转确定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的涵义更广,她是一大类风格的总称,作品豆油思想深度。代表人物有我们大家熟知的柳永和李清照,其实秦观、大小晏(父晏殊、子晏几道)、张先、姜夔、吴文英、周邦彦都是个顶个的大家,各有特色,各有成就。大小晏精工;张先视角独特,像“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节”这类词句就不象通常的婉约风格;姜夔就是著名的姜白石,擅长作曲、自创词牌,咱们国家现在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宋词的曲子就有他的“姜白石十八首”;吴文英也擅长自创词牌,他自创的“戚氏”是现存最长的词牌;周邦彦被称为“婉约派集大成者”。“婉约派”和“豪放派”这种流派的划分方式,是站在词的发展史的制高点的一种划分,所以影响比她前后各个时期的流派划分方式影响都大。
总地来说,花间词和婉约词这两个词派的区别包括:存在的时期不同,风格不尽相同,流派的内涵、广度、深度不同,影响也不同。代表人物肯定也是不同的了。如果你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参考《人间词话》、《唐诗宋词大辞典》之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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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09-05-04
等两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