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城市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郊区城市化缓解了老的中心城市过分拥挤、环境恶化、基础设施落后和发展空间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衍生了新的经济社会问题。 郊区城市化是当前城市建设发展中出现的特有现象
在郊区城市化过程中，不但郊区的增长较中心城市快，而且中心城市处于衰退过程中。中心城市的衰退与郊区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呈反向发展。郊区的发展吸引了中心城市的资源，使中心城市的发展缺乏新的补充资源。中心城市和郊区的矛盾还表现在：第一，中心城市给郊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而郊区居民却没有义务向中心城市纳税；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包括了教育、交通、行政管理、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受益的还包括郊区人口；郊区人口却没有向中心城市缴纳税收，这就增加了中心城市额外的财政负担。第二，中心城市税基流失到郊区。在中心城市，纳税能力强的中高收入阶层多数迁到郊区，留下的都是城市的低收入阶层的人口，他们不仅纳税能力有限，有一部分人还需要政府的救济。制造业的大量迁移也是中心城市税基损失的重要原因。第三，中心城市在地域上被郊区包围着，发展空间狭窄。许多中心城市还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宏观经济条件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对中心城市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如在经济萧条时期，中心城市的工厂可能会因为运行成本高和工厂的老化而使经济活动比郊区减少得更多；在经济恢复时期，工厂生产和就业增长同样会趋向于成本较低的郊区。 地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离社不离土──分田单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离土不离乡──乡村非农经营），从乡村社会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进城发展）。这样的过程在解放农民生产力的同时，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解放了粮食短缺的难题，解决了城市发展资源不足的难题，同时，缓和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适当地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业耕作的天时条件与人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架在统治者头上的“三农”之痛。在斐然成绩的背后，凸现了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自1991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人均收入由800元到2000元，增长1.5倍，为成绩喜庆时，发现了问题同样存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600元到8000元，增长近4倍，由此可见城市差距并未缩小，而是在迅速扩大，这种迹象有悖于“共同富裕”的初衷。更有甚者，在城市居民收入逐年大增时，农民可支配收入自96年以来，出现了“蜗牛”式的爬行增长，个别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状况。岌岌！
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城乡差距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中国存在着城市人口比例过低的尖刻问题，为经济的发展埋下安全隐犯。这时，提高城市化水平不得不回到一个重要热点上。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与农业产业互动是当代政府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