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只通过延长工作日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是绝对不够的，他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
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
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来获得
相对剩余价值。
可见，在
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
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的高低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
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的降低而降低。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
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所以，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资本家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
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强度，也会自然增加。但是很明显，如果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那末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
自从
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制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速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从而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
强制缩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缩短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行实行，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就成了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改良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精打细算。
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强化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程度。当法律使资本家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家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些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