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分类方案。这种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定位。
A.J.Reedman等（1998）对发展中国家地质调查机构进行了调查，简单地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按低收入、低－中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将地质调查机构划分为四个类别。高收入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国家地质调查机构所承担的任务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以及海洋地质调查方面尤其如此。
世界银行专家P.范德维恩（1999）根据地质调查机构的核心计划将其划分为高、中、低三类（图3-5）。这种划分与国家收入、机构的创新能力有关。
图3-5 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任务与国家创新能力、国家收入的关系
（据P.范德维恩，1999）
图3-6 人口密度、生活水平与国家地质调查机构未来议事日程的关系示意图
（引自P.J.库克，1995)
P.J.库克（1995）基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把各国地质调查机构的主要关注对象划分为工业主导型、资源开发型、人口增长型（图3-6）。P.J.库克这种分类方案充分考虑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公益性地质工作的定位是不同的。
上述分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制定国家地质工作方针的影响因素单一化了，即只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相联系。这种做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地质调查机构难以起到相应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发展中大国，以上分类中的定位问题存在一些出入，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印度和巴西都为发展中大国。资源大国巴西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其地质调查机构除以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评价为主外，还把“社会地质工作”放到重要地位，比范德维恩的分类有所超越；它在P.J.库克分类中已不单属资源开发主导型，居于跨类型的地位。人口大国印度，其地质调查局在21世纪的7项目标和当前要重点突破的10个领域中，“增加矿产资源”、“找矿评价”都列在第一位，与P.J.库克分类中的人口增长型国家的地质工作目标明显错位，同范德维恩分类中的低收入国家地质调查核心计划内容也有很大的出入。
同巴西、印度相比，我国的情况更加复杂，这将在后面作进一步讨论。
无论哪个国家的地质调查机构，其性质基本一致，都是在资源环境领域开展工作，各国因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差异以及资源丰缺程度的不同，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任务侧重点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