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农村和小城镇中，有一种宗教性的文艺活动，名为会火。“会火”即为“社火”，在每年农历新年到元宵节期间或在祈雨等场合举行。
会火活动由轮值的村子组织，会火的队伍，除抬“土主”的外，其余就是一支文艺游行队伍，其中包括耍武术的、耍杂技的，以及一个花灯表演的队伍。花灯与当地土主神祭祀结合，是当地社火活动的主要内容。
据清代地方志《元谋县志》中记载：“杨天顺善歌弹，顺以技入黔府每宴会必令侍侧。”其中歌弹中的弹就是最初的花灯。
清乾隆年间定稿的《华竹新编》记载着“立春前一日，春官献春唱，端公对舞春棒，师婆击羊皮鼓和之，番民联臂踏歌，吹芦笙和之”的社火演出，并有“荣赛歌舞，民间以相聚为乐”的社火组织。
清同治年间，元谋县县令王戬谷看过元谋花灯后，写了3首灯词：一花灯结队踏歌来，献寿公堂一字排。
解识声中含旧岁，愿跻黎庶上春台。二父子天伦本至亲，芦花演出倍情真。
愧于万里成漂泊，梦里还家拜二人。三嗟吁薄官滞天涯，兴味索然度年华。
今夕忽闻此歌调，青衫司马遇琵琶。
清代的元谋县知事童益泰看花灯，看到的就已经是“芒神肥，小牛高，狮戏龙灯春意骄。喜八蛮，初鼓乐，吹笙联臂踏歌握”的场面了。这就说明，元谋县在明末就有了能歌善舞的民间花灯艺人。
元谋花灯老艺人张万育回忆说，元谋的红冈花灯相传已有13代，最早的第一代大约就在明万历年间。明代状元杨升庵的《观秋千》一诗中也曾写道：
滇歌哭曲齐声和，
社鼓渔灯夜未央。
诗句中所说的“社鼓渔灯”与花灯节目的《秧老鼓》就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花灯最原始的演出形式是参与会火活动时的演出，所以演出形成比较特别。一般是先参拜四方，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开始演出。“灯头”带领花灯队伍到接待人家时，通常先由接待人家唱道：“丝弦响，叫三声，尊声灯头听原因，灯从哪儿起？戏从哪儿记？从头一二说与我，放你进来参佛神。”
“灯头”则回唱：“丝弦响，叫三声，尊声主人听原因，灯从唐朝起，戏从唐王记，从头一二说与你，放我进去参佛神。”
如此一盘一答，灯头都答对了，才被放进场。
这些表演都是在广场演出，表演的仪式，各地大同小异。演出程序一般是先以集体花灯歌舞如《秧佬鼓》、《大头宝宝戏柳翠》、《团场》开场，然后再演出小型花灯歌舞或花灯小戏。
元谋传统花灯有传统剧目100多个，分文戏、武戏、庙会戏，其中又分袍带戏和三小戏。传统花灯剧目有外来剧种移植的，也有地方艺人创作的，均在融合了地方民歌、小调和地方曲艺后，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元谋地方花灯。
元谋花灯有曲谱150多首，由文艺工作者收集、整理出的资料有《元谋花灯音乐》、《元谋花灯曲谱》、《元谋花灯资料》等。除剧目、曲目多以外，元谋花灯载歌载舞，表演性强，乡土味浓郁，特别是灯社演出传统花灯，颇具传统色彩。
除了元谋花灯以外，在云南玉溪的花灯也别具特色。早在明代，江南军民移居云南玉溪后，玉溪的花灯与江南小曲结合形成了以演唱江南小曲为主的花灯。明代的《景泰云南图经》剧中记载，曰：
其俗好讴，州中奕汉杂处，其少年美声气，喜讴歌，清朝良夜，放意自适，处处相闻。
这种花灯表演又被称为唱灯和簸箕灯，就是因为唱灯是在广场演出的。后来，随着昆曲的兴起，花灯吸收了昆曲中明末清初朱佐朝《渔家乐》剧中的一折。
清康熙年间的1670年，云南撤销六卫，散军为民，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社火中的花灯活动由单纯祈求丰年逐渐转为向富户拜年祝贺。
到了乾隆时期，云南许多民间戏开始兴起，花灯因为备受人们喜爱得到了大步发展。最初的花灯多为长短剧，是因为大多是明清小曲唱调。所以，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将这一时期的花灯剧称为旧花灯剧。
这个时期的花灯活动，以歌舞为主，一般称之为老灯。而且这时的花灯多半属于农村逢年过节时业余演唱的性质，集散不定。虽然有不少热心的唱灯师傅，却没有固定的专业艺人班子。虽然也能口传心授，但长期没人重视。
清末以后，相继出现云南玉溪上山头、丁旗屯、小矣资、莲池、梅园、大营街、研和、宋官、澄江西街、子龙街、易门城关、华宁青龙、通海四街等在组织上较为稳定的灯会有上百个。
这些灯会在花灯演出的基础上，用一些较简单的情节，把各种曲调演唱串起来，并增强表演的舞蹈性，成为有情节的歌舞节目。
到了20世纪初期，云南玉溪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唱花灯开始兴盛。云南玉溪花灯艺人从滇戏等其他剧种中吸取养分，改造花灯，使云南玉溪花灯以新灯驰名全滇。为这一时期做出重大贡献的艺人有很多，熊介臣便是其中之一。
熊介臣年出生在玉溪县北城镇的一位中医师的家庭里。他的父亲行医数十年，医术超群，大凡求医于熊医生的患者，无不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熊老医生当年曾打算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的儿子熊介臣，可是熊介臣却不爱中医，由少年时代开始就酷爱玉溪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花灯。
熊介臣1918年开始上小学，白天读书，夜间常常去观看民间演唱的花灯，久而久之，他就更加喜爱花灯艺术。在他刚13岁时，就正式拜玉溪县民间的花灯艺人佘四先生为师，学唱花灯，专攻小生。由于他勤学苦练，努力钻研，两年以后就能参加玉溪业余花灯班子到各地演唱花灯。
俗话说：“业精于勤，艺无止境。”熊介臣先学唱小折子戏，后习大众戏，博采众长，技艺渐精。自从他扮演花灯剧《探干妹》剧中的干哥，和《山伯访友》剧中的梁山伯等角色以后，熊介臣就在花灯小生行当中，崭露头角，因而被聘到易门县小街、大村、飞村等地当花灯教师。
从1927到1932年的6年之中，熊介臣每年春节起开始流动演唱花灯至农忙插秧季节结束。到秋收农闲以后，又开始到各地农村教唱花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艺人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在每一年当中除了教唱和演唱花灯而外，艺人们总要失业大半年，生活极其艰辛。
1951年，昆明人民灯剧团正式成立后，熊介臣担任团长，他在昆明人民灯剧团排演了《人往高处走》、《夫妻合作》《罗汉钱》、《河伯娶妇》等剧目。在晚年时，熊介臣又重新整理了花灯传统剧《山伯访友》、《五里塘》、《虞美情》、《玉宝瓶》等剧本，新创作了花灯歌舞剧《山茶重开》。
熊介臣从事花灯艺术工作整整56个春秋，为花灯艺术的发展和花灯人才的培养，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专长是花灯小生，他的表演细腻、真实、自如，其身段潇洒雅致，刚健脱俗。他生前曾总结了他一生的表演要领雅、洒、发的规律。
“雅”即儒雅。在演古典戏时，小生多为书生，故必须具有儒雅气概。如演《天仙配》剧中的董永一类小生，虽然要文雅，但由于他家境贫寒，劳动度日，故又必须具有劳动人民的气质。
“洒”即潇洒，演才子佳人之类的小生应演得倜傥风流，但不放荡，不轻狂，切忌渲染色情。
“发”即柔而有刚，比如人的头发很柔和，但是不能随手成形，手一松，它又直了。因此，小生的动作也要外柔内刚，内外要相济，必须演得刚健、朴实。
熊介臣在5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一面继承了花灯的传统艺术，一面又在这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创新，并吸收和借鉴兄弟剧种的优秀表演特点，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千锤百炼，自成一家。
熊介臣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深长，抑扬顿挫鲜明，风格纯真浓厚，真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他对于传统花灯唱腔。不是墨守成规地模仿，而是根据剧情、人物感情的不同，加以革新创造的。
例如，后来花灯界所用的玉溪道情，就是熊介臣和老一辈艺人们根据玉溪老道情板的旋律发展创新为现在的这支道情板的，通过这一发展，唱起来戏剧性加强了，表现力也扩大了。
熊介臣的噪音清脆、甜美、纯正、柔和、优雅、动听，直到1979年他年近古稀时，尚未减色，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请熊介臣去录制了一些花灯唱腔，仍然是风格浓郁、声情并茂。熊介臣不仅是唱、做俱佳的花灯小生，同时又是编剧、导演和表演三者兼长的多面手，这在花灯界是罕见的。
由于花灯艺人对老灯彻底改造，推陈出新，创作出一大批新花灯剧目，把老灯由乡间的团场歌舞推向舞台戏剧化，正式成为一个剧种花灯戏，进而在全省推广普及。
新花灯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创作了一大批新灯剧本；二是花灯进省城昆明，形成专业性质卖票演出；三是出现一批知名的花灯艺人。这三大变化，标志着新灯取代老灯的全面完成。
在新灯中，由云南玉溪艺人创作的反映农村青年男女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剧目《双接妹》和《出门走厂》，深受农民欢迎。在新灯发展过程中，由滇剧移植或根据善书说唱本改编了《蟒蛇记》、《白扇记》、《金铃记》等花灯戏。演出的地点也由原来的农村院坝广场走向灯楼或祠堂古庙中的戏台。
新灯剧还运用了《十杯酒》、《虞美情》、《昭通调》、《东川采茶》等一些新的曲调，其唱词多半都是整齐的十字句、七字句。曲调与剧目都进一步通俗化，更加接近了百姓的生活，戏剧性增强。角色行当比起旧灯剧也有了很大发展，因而很快便风靡各地。
1938年前后，王旦东等人创作了《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等现代戏，以云南玉溪花灯艺人为主组成农民救亡灯剧团，到昆明及滇西、滇南等部分地区巡回演出，扩大了云南玉溪花灯在省内的影响。
花灯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