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
他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
陈寅恪
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钱钟书
全晋文卷七五，郭冲《条诸葛亮五事》。按第三事即俗传“空城计”，见《三国演义》第九五回者。《三国志·蜀书》亮本传裴注驳郭冲所记为不合事理；然《南齐书·高祖纪》上云：“皇考讳承之。……元嘉初，徙为……济南太守。……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旧唐书·良吏传》上崔知温迁兰州剌史，会有党项三万余众攻州城，众大惧，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又《北狄传》吐蕃十万人入湟中，李谨行“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皆师诸葛亮“大开四城门”之故智，而“虏”、“贼”又蹈司马懿之前辙，“疑其有伏兵”。
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Honesty is the best deception）之一例也。
魏禧《日录》卷一《里言》：“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虽情势极确，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智，料智者不能料愚。余尝笑《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司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
毛泽东
在毛主席读过的众多史书里，他最爱读的要数裴松之注的《三国志》，在他看过的历史小说里，他最喜爱的应是《三国演义》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读此文时，用红笔对这段论述画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
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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