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
他们的贡献，尤其是Angrist和Imbens，横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深刻而显著的影响了整个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无数的顶刊文章，很多国家的政策分析，都得益于他们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卓越贡献。
可以说，现在经济学家，尤其是做数据、做实证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人没有读过Angrist和Imbens的著作，没有人没有用过他们的方法。
在自然科学中，做实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大众的印象里，做实验就等于科学研究。
但是在社会科学里面，做实验往往非常的不现实——像一个国家、观察数据的不可靠性，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内生性」，本质上就是在于各种因素的内在逻辑互相纠缠，而最终的数据体现出来的是综合的结果，无法把里面的逻辑分开。
Angrist和Imbens的贡献，就是在于要寻找这些纷乱逻辑中的随机性，然后利用随机性这把刀，斩断其他干扰我们判断的因素，找出我们希望真正观察到的因果关系。
观察数据的不可靠性，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内生性」，本质上就是在于各种因素的内在逻辑互相纠缠，而最终的数据体现出来的是综合的结果，无法把里面的逻辑分开。
Angrist和Imbens的贡献，就是在于要寻找这些纷乱逻辑中的随机性，然后利用随机性这把刀，斩断其他干扰我们判断的因素，找出我们希望真正观察到的因果关系。
一个省的医疗保健政策，如何做实验呢？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们也不可能回到没有发生的状态再观察一遍；再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就是有限的，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往往和其他的因素密切相关，如何才能知道劳动力供给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呢？
总不能学朱棣从山西大槐树那边强行移民来做实验吧？
这些宏观的、成千上万人参与其中的经济事件，都是没有办法做实验的。但是这些问题，恰恰又是和我们的生活、社会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个政策或者规制的效果、区域的劳动力供给……这些问题又需要能找到定量的方法，来进行评估、总结和测试。
这就是Angrist和Imbens的功劳了。 他们开发了「拟自然实验」这个工具，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研究政府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直接的比大小是不行的。因为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投资，而投资又会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不知道他们谁先谁后，因果混杂在一起，直接进行数据分析往往得到的参数就是不准确的。这个也称之为「内生性」。
内生性是经济学研究的大敌，可以说整个计量经济学，很大一部分围绕着如何处理和减轻经济数据的内生性来进行的。 就像医学一样，医学也经常使用类似的方法，但是医学中做的是「真实验」。
而在社会科学中，既然没有办法做真实验，那就要构建出仿佛是实验的对照组和控制组，这就是「拟自然实验」的意义。
真实的世界我们观察到的，只有一种选择，而经济学家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技巧和工具，来构建出一个可信的「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会怎么样」的样本，然后和真实世界的数据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