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玉观
传统的钹子书，演出时在书台上的穿着装扮大都很简单，刚开始时只穿随身服装，后来则以穿长衫为主。长衫是大襟纽扣，浅灰色彩面料居多，白色夹里，大袖口。上台说书时为显示说书先生形象，发型上有朝后梳型，也有西式头型，抹得乌光锃亮，看上去神采飞扬。
传统钹子书的演唱形式，都是以一只钹子，既有坐着说，又有站着唱，说书时姿势随机应变，一人边敲边唱为主，人称“单片子”，又称“一拍头”。上个世纪60年代期间，县曲艺团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改编成钹子书，采用的是男女混合演唱，并配有民乐伴奏。1978年以后又恢复了传统钹子书的单片子演唱形式，但在各种文艺演出舞台上，为了适应现代年轻观众的欣赏需要，也将传统钹子书进行改革创新，采用民乐伴奏，甚至加入电声乐队伴奏，并开始有双档、三人档及多人演唱的钹子书表演唱，还有钹子书坐唱、钹子书合唱、钹子书舞蹈等多种形式。
传统钹子书演唱，最原始以“唱”为主，后来逐步发展为以“说”带“表”，再加入“唱”，故传统的钹子书称之为“说书”或者叫“唱书”。说唱的都是历史上的传统书目，以中长篇居多。表演者通常被称呼为“说书先生”，又叫“唱书先生”。说书时，先生上书台随带一只书袋（用蓝布或黑布缝制而成，袋口有一根带子可松紧），里面放一只钹子、竹签、扇子、醒木、一块手帕共五样道具，携带极为方便。解放后平湖钹子书被称为“文艺轻骑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钹子是铜制的，但与锣鼓配音的铜钹有不同，特别薄，敲起来声音较清脆。竹签用竹削成，与竹筷差不多，因此有的先生就用一只竹筷，演唱时边敲钹子边唱，故钹子书被人称为“单片子”。醒木也称“惊堂木”。醒木的大小体积，一般以说书者的手能握住为准，最小的如一张“麻将牌”。醒木的材料以红木类为主。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醒木的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级衙门都在开庭时使用，都刻有象征权威的图案。清代以前常见的是龙型的图案，一块醒木，在不同身份者手中使用时作用是不一样的。皇帝的醒木叫“震山河”，用它击案板，以显示皇威。丞相手里的醒木，称为“佐朝纲”，表明身份，振兴朝纲。后来，民间也纷纷模仿，演变到说书先生使用，是要起到“止语”之用，是说书之前对着听众拍一下，意思是告诉听众别讲话了，听我开始说书啦！旧时教书先生用的醒木叫“呼尺”，用来维持课堂秩序。药房里用的醒木称为“戒方”，用来压药方的。文人的醒木则用于“镇纸”。在传统钹子书说书过程中，醒木不仅是拍一下之用，用处很多，如书说到升堂开庭、将军发令、拳打脚踢、怒火冲天、紧急关口语时都要用醒木一拍，展示书中现场气氛。钹子书先生用的扇子都是折扇，以黑色居多，是说书时重要道具之一。折扇远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就在使用，但说书先生用的折扇出现比较晚，到了明代才开始流行。扇子原是夏天的用具，但在钹子书先生手里与季节无关。钹子书先生常用的折扇是辅助说书表演的一种常用道具，它的作用在说书先生手里发挥得丰富多彩。而且，钹子书先生一般有两把折扇，一把是好的，一把是破的，破的一把有时一拆两，可作提灯等多种用处，好的一把用处更多，如书说到武打时，可当作“刀、枪、斧、棍、剑、锤”等多种武器。有时两把扇双手齐用，可当作“双锤、双枪、双鞭、双剑、双刀”等等。当书说到文雅情景，厅堂、书房相会时，员外、书生、状元相公等人物出场，手持折扇以表示人物的神态与风采。
旧时，钹子书先生因不受社会重视，没有固定的说书场所，只得手拿钹子沿途卖唱，有时选择一块白场地拉场子说书，既没有书桌又没坐凳，是立着说书，故称为“立白地”。后来逐步发展到进入乡村茶馆说书，但仍没有固定书台，也不售书票，说书先生只有靠着一只茶台说唱。唱完后，先生自己将钹子翻个身，到每只茶台前向茶客听众讨钱，这叫“兜铜钿”，听客给多给少随他们便。先生兜好钱往往接着再说一回书。再后来发展到有“茶馆兼书场”，也有“专业书场”，说书先生开始有固定的说书场所。
传统钹子书艺人的说唱艺术特点丰富多彩。旧时，钹子书艺人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学艺就靠死记硬背，先生在台上说唱，学徒在下面心记，要把一部书十万乃至几十万文字的内容都记在心里，要面对听众说上半月或一个月时间，并要把历史背景、帝皇将相大小人物名字、马匹刀枪名称、地理环境，甚至于人物装扮都数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传统钹子书先生一个人不仅只有一部书，多的有几部或者十多部，如徐阿培先生，他一生就说唱过26部传统书目。
旧时在书场或茶馆说书时，没有扩音设备，传送说书内容，俗语称“送音”。先生一人在书台上说唱，他的说与唱的音量都能使后排听众听得清楚，这也是传统说书先生的真本事。
传统钹子书的说唱唱词，原先并没有脚本。说唱过程中，随着行书情节安排，人物心中的所思所想，先生不说不唱听众会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其人物心中的心里话，或某一事物情景，说书先生就拿起钹子一敲，肚里一盘编，马上一段唱词临时就边唱边编出来了，而且唱词内容符合现场说书中情理，使听众听得入耳动情，这就是传统钹子书几百年久唱不衰的独特之处。
在说书时为了适合书中的情景，有必要加入口技，加深对听众的艺术感染力。说书中的口技，一般都是艺术模仿，但有一定的技巧，要熟悉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才能模仿得相似，使听众听后感觉到真切，入耳动听才有衬托书情效果。一部书中口技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击鼓、敲锣、放炮、打枪、刀枪声、马嘶、虎啸、鸡啼、狗吠、火车声、汽车喇叭声、钟声、开门声、橹声、刮风、雷电下雨、武将吼叫等等，都是用口技艺术充入书中，使书说得更生动更直观。从理论上讲口技是说书中的绘声，因说书是一门听觉艺术。因此说，口技是传统钹子书艺术中一种具有独特效果的艺术手段。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平湖乡村里的一种汉族说唱艺术。那时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不多见，在乡下业余生活更单调，除了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扑克，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可言。于是在小镇上的茶馆里，由民间艺人说唱的钹子书，大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农民吃过中饭都要提一只竹篮子到镇上来，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喝白，再沿街走一圈，捎带买些油盐酱醋回去，这叫“上镇”，也是一种生活习俗。每天中午，几家茶馆里总是顾客盈门，人头济济。说唱钹子书的艺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茶馆里泡一壶茶，占茶桌的一角，摆出他的一扇、一碟、一筷、一木四样道具，开唱他的钹子书。
我是在新仓镇上长大的，记得我11岁那年正在上小学，有一天走过一家茶馆旁，被里面传来的一阵欢笑声吸引住了，原来是唱钹子书的艺人，在演唱时插进了一段逗人的笑话，引得听书的众人哄堂大笑，我忍不住走了进去，靠在一根木柱子上听起书来。这是我第一次领略钹子书这门民间艺术。那天唱的书名叫“双枪陆文龙”，讲的是宋朝一个抗金名将的故事。我被那个说书艺人的说唱艺术吊住了胃口，此后每天必到，总要听完了下回才恋恋不舍地去学校上课。以至于影响了下午的功课，因常常迟到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在这几年里，我先后听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彭公案》、《小五义》等许多部钹子书，使我获得了不少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并养成了看小说、故事的习惯，可谓受益匪浅。
记得说书艺人开头总是一边用一根竹筷敲一面破铜碟，一边拉着腔唱：“三王五帝开乾坤，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出了忠良将，代代为官出奸臣。”唱完这几句开场白后，拍一记惊堂木，就用说评书的腔调讲说故事，往往是接着上一天留下的悬念讲下去。说到精彩处，每每插进一段自编的笑话或野文，造成新的悬念，待听众们一个个张大嘴巴听得入迷时，又突然拍一记惊堂木刹住，俗称“卖关子”。说书人到这时就拿着他的破铜碟，走到一张一张桌子前来兜听书钱。每当听书的人往他的铜碟里丢下几分钱，说书艺人总是满脸堆笑地点头称谢。每唱一场书，说书艺人总要停下来兜两三回听书钱，如果没钱给，说书艺人也不恼，因为只要来听他唱的书，就是给他捧场。茶馆落市后，他就一个人坐在茶桌边数钱。每当这时，开茶馆的人总是提着把大茶壶站在边上笑嘻嘻地说一句：“今天生意好来！”说书艺人就笑着答一句：“托您的福！”接着掏出香烟来，弓着腰敬开茶馆的人，并殷勤地给他点上。
说唱钹子书的艺人，不像唱评弹的艺人，有的上过评弹艺术学校，有的参加了评弹团，属于科班出身。说唱钹子书的民间艺人，大多是半路上出身，虽然也有从师学艺的，但一大半是自学成材。往往先是喜欢听钹子书，坐在茶馆里听，听的遍数多了，对故事情节烂熟于心，就换个地方学着唱，几遍唱下来就得心应手了，于是就成了一种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那时新仓镇上有个瘸子叫阿明，没有上过学，可谓一字不识识扁担，是个无业人员，闲着没事，每天坐在一爿叫“红绿”的茶馆里听钹子书。后来文化大革命，钹子书被定为“四旧”不许再唱了，那个阿明仗着自己是个残疾人，又是光棍一个，没人能拿他怎么样，每逢有人家喜庆，就找上门去唱钹子书，活跃喜宴的气氛，让喝喜酒的的人开心开心，竟然很受欢迎。唱完后东家总会请他喝酒，待酒足饭饱后还会给他一笔说书钱。
平湖钹子书这门汉族戏曲艺术，不但给人带来了欢乐，还传播了一些文学和历史的知识，有些老农民不识字，讲起“三国”、“水浒”来却是头头是道，这都应该归功于听钹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