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亨利的小说通俗易懂,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发生在何处,也无论主人公是何等人物,他的故事写的都是世态人情,并且易有浓郁的美国风味。一般说来,驱使人们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欧·亨利人物的思想相对来说却都比较简单,动机也比较单一,矛盾冲突的中心似乎都是贫与富。这一方面大概因为美国是个平民社会,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贵族阶级,既然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贫富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正值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拜金主义盛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污舞泛滥成灾,似乎只人能赚到钱便是成功,并不问问钱的来历是否清白合法,难怪金钱的占有程度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与欧·亨利同时代的马克·吐温说得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贫穷总是不方便的。但只有在美国,贫穷是耻辱。”欧·亨利笔下的芸芸众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金钱主宰的世界中,他们的处境动机,他们的的喜怒哀乐,大都与金钱的占有有关,所以欧·亨利描绘的世态人情,无论是善是恶,都有某种美国式的单纯。
两难的处理和意外的结局往往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是贯穿始终的,有的专门是为幽默而幽默的。绑架孩子的歹徒被顽童折磨得苦不堪言,宁可倒贴钱把孩子护送回家。幽默家被近日复一日地制造幽默,竟变成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吸血鬼,最终在殡仪馆的后房中才得以告别尘世的愚蠢,重新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欧·亨利显然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幽默家,他在《幽默家自白》中写道:“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这句话也适用于欧·亨利本人,他讽刺,但不流于讽刺,他的嘲讽和幽默通常是善意的,有时能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如《生活的陀螺》和《钟摆》那样,它们体现了欧·亨利透视生活的能力。欧·亨利的语言本身也充满了夸张和幽默,而幽默能直到淡化事物悲剧性的作用,使大众读者更能接受。
参考资料:榕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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