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地区的数学教育因其卓越表现备受瞩目，尤其是在国际竞赛中的屡次夺冠。这种现象的根源往往被归因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现实主义、严格的家庭教育、勤学苦读和重视考试的传统。其中，“考试文化”的影响力尤为显著。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视角，即“考据文化”出发进行探讨。
自清代中期考据学派以戴震（1724—1777）为代表兴起以来，其严谨的实证和逻辑推理方法与数学的精神不谋而合。清末以来，学术界崇尚的严谨学风与西方数学的逻辑要求相契合。考据学派对传统算学的贡献不可忽视，许多学者，如戴震和阮元，本身就是算学家。考据与数学的结合并非偶然，但考据文化在推动数学发展上也有其局限。它过于侧重考证和复古，导致中国数学在创新和探索方面受限，未能像西方那样接受“奉法自然”和“刻意创造”的理念。
尽管儒家文化对数学的地位不够重视，但其本身却构成一个演绎体系。儒家经典如同数学的公理，朱熹的注释代表权威论证，读书人“代圣贤立言”类似于推论。表面上，儒家思想体系似乎不强调逻辑推理，但实际上，其思维方式是收敛和封闭的，排斥与经典相悖的发散性思考。因此，尽管儒家并不推崇数学，但对逻辑演绎并不抵触，如徐光启和李善兰等人对西方逻辑推理的接纳就体现了这一点。在今天的华人数学教育中，逻辑演绎的要求依然严格，且相对容易接受。
考据学是中国一门土生土长的学问2。自雍正一朝大兴文字狱之后，清朝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钻进故纸堆，大兴考据之学。清政府用编修《四库全书》的方式，笼络天下知识分子。考版本、纠错谬、辩音义，终使考据之学大盛。 考据学派持慎重求证的治学态度，反对空泛而粗放的论证方法。如果说， 儒家学说从宏观上看是一个演绎系统， 考据学派则把儒家文化体系在微观上进一步演绎化、逻辑化。显然，这种重证据、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方法，是考据学派能够通向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