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第一，改革的背景：苏联作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拥有着与美国相匹敌的庞大军事力量，但其经济实力却一直远不如美国。进入70年代之后，面临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苏联的经济却日益衰退和恶化。苏联不仅在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迅速拉大，其经济实力也再难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同美国继续争霸了。为了扭转经济发展的颓势，为了维持苏联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对于进入80年代的苏联来说，已是势在必行。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程和方向：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随即在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改革。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确立了把国内和对外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的方针，但由于对原有经济体制触动不大，因此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制订的“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未见成效。经济改革推进不下去，戈尔巴乔夫认为主要是政治阻力太大，于是他转向政治改革，以求扫清障碍。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论点，一是认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利益；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品质”应是“民主和人道主义”，进而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趋于接近”的论点。这样，戈尔巴乔夫便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是准备用“全人类标准”、“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改造社会主义。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中，戈尔巴乔夫从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揭露社会主义的“黑暗面”入手，发展到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其结果，造成了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导致了人们思想的严重混乱和出现党派林立、纷争不已的局面。到1990年，伴随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尖锐并表面化，局面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2.“八一九”事件。第一，事件的起因：“八一九”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导致了局势的混乱；其直接导火线是《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的签署问题。这一条约的签署，不仅意味着苏联国家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变为一个松散的邦联，而且意味着对民族分离活动的让步和认可，苏联瓦解开始(有6个加盟共和国拒绝参加签订新联盟条约)。第二，事件结局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八一九”事件历时不到60个小时即告失败，这固然与事件发起者的计划不周有关，但其实质则是事件的发起者们也无力应付由事件发生引发的国内外局势。第三，事件的影响：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叶利钦威信大增，掌握了大权。其后不久，苏联完全解体。
3.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的解体，既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有其复杂的现实原因。对此，教材已作了三方面的分析和概括。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关于历史原因：苏联“体制上的弊端和政策上的错误”主要包括：长期存在的不适应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重难返的突击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健全；民族政策中的错误；对外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政策。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纠正体制上的弊端和政策上的失误，其宗旨应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和政策之所以造成混乱和苏联的最终解体，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第三，关于外部原因。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和平演变”战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掉以轻心的。其二，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所凭借的，归根结底是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首先是从东欧开始的，东欧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都套用了苏联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苏联模式本来是一种在非常状态下实行的特殊模式，但苏联领导人战后不家思索地“输入”到东欧，其弊端日益显露，因而也就陆续出现了改革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改革现象，因此，包括苏联在内的苏东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态势。然而，苏联东欧的的改革并没有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矛盾的激化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共产党政权丧失。
1988年夏，苏联的改革面临复杂形势。一方面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左翼激进有了较快发展。到了1990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进行组合，基本形成了以叶利钦等为首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的三种势力。再此背景下，爆发了8，19事件，因当说，亚纳耶夫等发动的819事件诣在阻止苏联的演变。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败，却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具有93年党史，执政74年的苏共顷刻土崩瓦解，曾在苏联各地飘扬的苏共党旗降落了，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没有苏共苏联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
东欧聚变首先从波兰开始，其次是匈牙利，民主德国……虽然各国演变的过程基本一致，但东欧国家政权转移方式却大不相同，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执政的共产党最高层内部发生了裂痕，自己搞垮了自己，最终丧失了国家政权，比如匈牙利。二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国内外的综合作用冲击下曾试图加以抵抗甚至回击，但在“团结，和睦，合作，共事”的口号下一步步地妥协退让，从而被逼交出政权下台，如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三是通过袜子冲突的斗争形式实现政权的更替和突变，这是东欧聚变中最为激烈和尖锐的一种，如罗马利亚。
综上所诉不难看出，苏联东欧放下红旗，重新选择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的革命不应该爆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内外因素合力所至。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另一方面证明：革命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
以史为鉴，可知兴谴，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在那场浩劫中“辛免于难”，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实践证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高瞻远瞩的。虽然那代价过于沉重。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国更重要的了。苏东聚变还映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采取了“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可能分崩离析。况且，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应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会和我们患难与共呢？而现在台湾岛内大炒特炒的“联邦”制我们不可放松警惕。我们还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拉帮结派，时刻严防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还有，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万一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型的领导人，后果不堪设想。在20世纪70-80年代间苏联就曾为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大伤脑筋，而我国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也不容小觑。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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