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同郡（今甘肃天水县）有两个读书人梁孔达（名宣）、姜孟颖（名诩），都是当代的硕彦贤哲，然而他们仰慕张芝的草书却超过了对孔子、颜渊的仰慕。梁孔达写信给姜孟颖时，都还口里诵念著张芝的文章，手里效法著张芝的书法，毫无倦怠。於是许多有志向学的晚辈竞相仰慕这两位贤者，就连郡太守都命令他们背离常道，趋向流俗。这不是弘扬儒道、振兴风俗的作法；又想到当日罗晖、赵袭曾经受到张芝的讥笑、贬低（张芝〈与太仆朱赐书〉曾自谓：『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因此特地为大家说明草书的来源始末，以此来安慰罗晖、赵袭，停息梁孔达、姜孟颖所带起来的不良风气。我私下曾观览过张有道（芝）写给朱使君（赐）的信，信上说「正气可以化除邪恶，人若自身没有疏失，则妖妄邪恶的事情是不会自己发作的。」这真可以说是笃信正道，抱持真性，知晓天命，乐天行理的人了。至於他褒扬杜度（本名操，字伯度，光武至和帝时人，魏时因避曹操名讳而改）、崔瑗（明帝至灵帝时人，字子王，亦章草名家，为今草启蒙者之一），贬低罗晖、赵袭，欣然自得，自以为善，这岂不近於夸耀自己，猜忌别人、看轻他人，贵重自己的情况了吗.
草书的兴起，想必是距今不远的秦末吧！对上来说，它既非天象所垂示的自然现象；对下来说，它也不同於水里涌现的河图洛书；对中来说，更不是圣人所创造的。大致说来，是因秦代末年，刑罚严峻，法网严密，官方文书又烦又多，战端齐发，军事文书来往迅速，紧急公文又急又多，到处飞送，所以才产生隶书带著草书笔法的「隶草」，纯是为了应付急速的需求，显示简易的方向，并不是圣人的事业。它只是贵於能够删省烦难，减少烦复，走向简单，一心只求能容易做，容易知道，乃权宜之计，不是常态。所以古书有此解释：「遇到事情的时候，为了便宜行事，权且如此.
然而现在学草书的人，没考虑它走向「简易」的用意，迳自认为杜度、崔瑗的书法，等於上古龙马所负的图、洛水之龟所显示的象（指河图、洛书），其草书中牵连萦绕、转折勾趯的笔法，是不可抛弃的。七、八岁以上的人，如果任由他们涉猎学习，都抛弃了仓颉、史籀所造的正规文字，而争相以杜度、崔瑗的草书为楷模。张芝在他私人书信互相往来时，还写道：「几乎是个人一想到就写，时间正好很紧迫仓促，所以来不及用草书写。」写草书本来是为求简易而迅速，现在反而变得既困难又缓慢，真是大大地失去它的意义了。
每个人的气血、筋骨都不相同。心思有粗、精密之别，运笔技巧也有巧妙、钝拙之异。因此书迹的美与丑，端赖作者心思与运笔技巧的不同，怎能勉强得来？就像人的容颜有美丑之分，怎能因为学习而使其相像呢？以前西施心痛时，捧著胸口皱著眉头，许人愚人效法她，只有增加他们的丑陋罢了；赵国的美女善於舞蹈，走起路来真是漂亮迷人，而学习她们的人不得要领，反而失去原来走路的步法，变得只会在地上爬行。你看那杜度、崔瑗、张芝，他们都有超越凡俗，无人可继的才华，以博学之余的一点点休闲时间，放手在草书中游乐创作，后世的人仰慕他们，却专心致志地学习草书，钻研艰难，仰望高度，忘了疲劳。天都晚了还警掦自己不肯休息，太阳偏西了都还没空吃午饭。平均每人十天就写坏一支笔，一个月就用掉数丸的墨；衣服的领袖子都像墨布一样；嘴唇和齿也常常是黑的；即使和大家群坐在一堂，也没时间谈天、博戏，只顾著伸出手指在地上画来画去，以草书在墙上刮来刮去，以至於手臂都破皮了、刮伤了，指甲都断了，甚至指甲都外露、出血了，也还不肯休息、停止。然而他们所写出来的字（指草书），对写字的工巧也没什麼帮助，就像那些效法西施皱眉的人更加丑陋，学习赵女美姿的人失其故步那般啊！
而且草书对人来说，大致只是琐细才艺罢了：地方不以之考较才能；朝廷不以之科试取吏；博士（教授官）不以之讲考核学生；察举孝廉的四科（儒学、文史、孝悌、政治）不要求它写得完善；中央徵聘贤者，不问他此中的道理；考核绩效升迁时，也不察核他字体的才艺。就算写得好，也不能通晓政情；写得不好，也无损於治事。由此说来，草书难道不是琐细的才艺吗？
专注於内部的一定会於外部有所忽视；用心在小地方的一定会疏忽了大地方。抬头穿针，便无暇看天空；低头抓虱，便无暇看地面。天地那麼广大，却写草费尽心思、用尽精神，不如将心力放在七种经书上：用来稽考历法、协调律吕、一步步走向预期目标；探讨钓勒其中幽微深奥的道理，暗中助行圣光明的旨意。观览天地的本心，推究圣人的情怀；分析疑义使归於平正恰当，清理俗儒的争议；在邪说之中能依止於正道之上，在郑声（淫声）之中能向雅乐看齐；兴起和睦的至大德行，宏扬玄妙清和的伟大伦常。如此则失意时可以明哲保身，留名后世，得意时可以尊崇明君、平治天下，以此著名於当世，永为后代借鉴，影响不是很深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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