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辨期（社会心理思想早期积累阶段）
人类社会一开始便伴随着许多社会心理现象。如氏族社会的人们由于对自然（天灾、疾病）与战争的恐惧而产生迷信并形成宗教，而后，宗族首领或统治者又利用宗教（仪式、禁忌）对个体的影响去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以达到安定或统治的目的；许多游说者为了说服君主或追随者也常探索听众的内心奥秘等。有社会心理现象就会有社会心理思想。
在我国古代，有许多思想家提出过不少社会心理思想。如孔子关于判断人的善恶的社会知觉思想。他主张，不要因“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就说这人是“好人”或“坏人”，“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才是真正的好人。（《论语·子路篇》）。孔子认为人以群分，善、恶群体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评价。所以了解人不仅要直接观察人的言行，还要依据不同性质群体对某人的相反评论来作出判断。如果“乡人皆好之”，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外观忠诚，实为不辨善恶的“乡愿”人物。关于人知觉，诸葛亮认为：“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自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知人性》）老子也认为人的内心与外部表现存有复杂关系，他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也是对如何判断人性的论述。此外，还有不少军事方面的有关士气和策略的论述，如尉缭子说：“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第四）。又如孙子有关用兵的许多“诡道”，（《孙子兵法·始计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都是运用战争互动双方特殊心理规律的思想。以上卓识不胜枚举，它们都是我国极为宝贵的社会心理学文化遗产，因此亟待挖掘。
在西方，被公认为首先提出社会心理学问题及主张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他认为，宇宙是有理性的，人类灵魂的一部分是纯粹理性（即进入肉体的理念或对理念的回忆），另一部分是无理性的，包括生气勃勃的意志和贪得无厌的欲望。一个人的理性如能成为劝导者与指挥者来统帅其他部分，他就是聪明的；意志经过教育与训练能坚决执行理性的教诲，知道什么要警惕和什么不用畏惧，他就是勇敢的；当欲望同理性融洽，接受其领导，他就是有节制的；当这三者彼此和谐，他就是正直的。人有了上述四种德性，他过的生活就幸福，达到至善。当他用这种伦理观与人性论去解决社会问题，提出政治理想时，社会心理思想就变得很突出了。他认为，社会上有许多阶级，正如灵魂有各种部分与功能一样：受过哲学训练的哲学家或君主，代表理性，应是统治阶级；军人代表意志，其职务是防御；而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商人代表低级的欲望，其职能是生产物质财富。这几部分人都能有适合其原有能力的职业，各司其能，安守本分，相互制约、和谐相处，一个国家就会有节制、勇敢、智慧，并且会实现正义。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善的“理想国”。尽管柏拉图的先验论哲学观点、奴隶主的政治立场与乌托邦思想是许多人不同意的，但是他在两千多年前依据自己的心理学思想提出解决社会问题和协调人际关系的设想，不能不说是西方社会心理学思想的一种“始创”。此后，还有许多哲学家也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提出“人是社会性动物”和人有社会需求等主张。虽然，这许多主张与论述有的颇为深刻，但毕竟是零散的和思辨性的。
二、经验描绘期（社会心理学孕育或成型阶段）
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欧洲。其历史背景是：第一，从17世纪（1640—1688）的英国建立君主立宪政权，经过18世纪（1789）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1848）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第二，随着革命与生产力的解放，推动着技术革新与科学进步，如自然科学出现了三大发现：动植物细胞的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从而也推动着思维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第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城市人口的骤增所引起的道德、犯罪与竞争等问题，工商业与贸易的发达所引起工人管理、了解消费者需求等问题，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起伏要求统治者了解舆论、群情和找到协调劳资关系和对付骚动的办法等。
首先是不少有关人的学科都提出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社会心理问题，如：语言学提出语言交际与心理（民族心理）相互影响的问题，人类学、考古学提出原始人的思维特点、民族风俗习惯形成的问题，犯罪学提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原因与心理原因问题，医学提出社会致病因素和催眠术中人际暗示与心理调控的机制问题等。最为突出的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中出现了民族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两种新的动向与趋势。
19世纪中期，心理学是作为个体心理学发展起来的。洛克（J．Locke,1632—1704）、休谟（D．Hume，1711—1776）等人的联想主义（认为个体的心理是观念的联合或联想）在其中占统治地位。1824年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J．F．Herbart，1776—1841）首先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反对沃尔夫（C．Wolff,1679—1754）的官能说，主张利用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研究观念及其关系，企图建立观念如何吸引与排斥的动力学，来说明各种事物、知识只有与意识中的观念有关才能进入意识，形成统一概念。它对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产生过影响，但他否认心理内容的客观来源和心理本质的可知性，因而无法解决个体心理的社会性以及种种社会心理问题。在1859年，德国哲学家拉扎鲁斯（M．Lazarus,1824—1903）和语言学家斯汤达尔（H．Steinthal，1823—1893）创办《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他们在序言中首次提出，历史的主要力量是人民或“整体精神”（allgeist），它通过艺术、宗教、语言、神话与风俗习惯等表现出来，而个体意识仅是它的产物。他们要求从心理学方面去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揭示其活动的规律。接着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Wundt，1832—1920）在1863年首先阐述与发展了上述思想。他认为，心理学应由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部分组成。前者是实验学科，后者是经验学科。对于高级心理过程及人类共同生活方面的复杂精神过程如语言、神话、风俗习惯、艺术等应当用经验描绘方法去进行分析研究。冯特本人花了40年研究前者，用20年时间研究后者，并于1900年出版十卷集的《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的提出是和德国当时封建割据、战争不断及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统一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受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的哲学思想和赫尔巴特关于“灵魂统一”的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尽管它的理论基础与结论都存在问题，但它提出了在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某些左右个体意识的群体心理的东西，应采用不同于实验的其他方法来加以研究，则对于社会心理学的产生颇有影响。
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许多社会学家出现了研究群众心理的热潮。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Comte，1798—1857）在1838年首先使用“社会学”（sociology）一词。他认为，要达到改造社会与组织社会的目的，就必须去认识社会规律，就需要通过实证（科学观察和经验）的方法去建立社会学。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事实，社会存在的规律和社会秩序；社会动力学则研究社会演化、促进社会的进步。接着，塔尔德（G．Tarde，1843—1904）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过程；占人口1%的发明者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其余99%是带有服从心理特点的模仿者，是被统治者。国家的权力、法律就是在这种服从心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协调冲突使人们达到适应而存在的。他于1890年著有《模仿律》，1898年出版《社会心理研究》，后者是最早以社会心理命名的社会学书籍。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德克海姆（E．Durkheim，或译涂尔干，1859—1917）认为社会学要研究的不是个人心理，而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一种社会事实或“集合表象”（assemblage representation），如道德、宗教等，它带有外在性与强制性（迫使个人接受或遵从），有自己的社会原因。这个主张对后来社会学倾注于研究群众心理有一定影响。其后是勒邦（G．Le Bon，1841—1931），他认为，人的任何聚结都是“群众”；它主要是一种“感情现象”。个人在群众中的行为特点是失掉个性（易受冲动），表现为感情作用大大超过理智作用（易受暗示），根本丧失理智（行为不合逻辑），失掉个人责任感（对情欲失控）。由于群众从来是无秩序、混乱、盲动的，常表现出病态现象，因此它们需要有“领袖”，而优秀分子可履行这种职责，然而领袖人物又往往有迎合心理。为了解决群众暴动问题，他主张应对上述现象开展研究。他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行为与领袖人物的心态作了系统研究，虽然他把群众的革命运动说成是非理性行为十分荒谬，但他提出个人和群众相互作用的命题，又是有意义的。他于1895年著有《群众心理学》一书，1913年还著有《革命心理学》。
这个时期最有意义的事件，是1908年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同时出版两本书：一是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1871—1936）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另一是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Ross，1866—1951）的《社会心理学》。
麦独孤主张“社会心理学必须说明个人心理的天赋倾向与能力如何形成社会上一切复杂的精神生活；反之，这种生活又如何影响个人天赋倾向与能力的发展与表现”。麦独孤是个本能论者，他认为人类有14～18种主要本能以及与之相应的情绪，由情绪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是情操，当情操加上后天以一定对象为中心而形成的理想观念，便产生能控制行为的意志力。如他说：国家的危亡，引起惧怕；国家的耻辱，引起愤怒；国家的光荣，引起自豪；国家的亲切，引起爱护。而这些惧怕、愤怒、自豪、爱护等情绪都是跟避害本能，争斗本能，自显本能及亲爱本能密切关联的。正是这些本能及相应的多种情绪，跟国家这个对象的观念联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爱国的情操与态度，成为驱策我们产生爱国行为的动机。他认为本能是社会行为的原因，“是人类所有一切活动的推动者”，也是个人品格与民族特性形成的基础。他还运用这种观点解释了不少群体现象，如说：社会团体能保持有组织，有连续性，主要是由于其成员有“自尊情操”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在人们相同的自显本能和服从本能联合的基础上加上种种经验的结果。（［美］R．S．武德沃斯著：《现代心理学派别》，国立编译馆，1934，184～193页。）麦独孤的生物还原主义，虽然不久受到许多心理学家如邓拉普（K．Dunlap，1919）和伯纳德（L．Bernard，1924）等的指责，然而他对社会心理学应研究在社会情境下个体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主张及有关意志的个别论述（如“意志是在以较弱的理想冲动对较强的低级欲望冲动进行斗争而终于取胜的过程中实现的”的论点）对后来的心理学家（如皮亚杰等）都有影响。
罗斯是集社会学家研究群众心理之大成者。他主张社会心理学研究由人类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面（psychic planes）和心理流（psychic currents），前者是指人与人之间一致的静态心理，如语言、信仰、文化、风俗等现象；后者是人与人之间一致的动态心理，如群众在骚动时心理的变化，军队溃败时人心慌乱的状态，工潮扩大时同情与愤慨的情况，宗教推广与迷信蔓延时的心理状况等。无论是心理面还是心理流，都是个人与其周围社会的心理相互作用（psychic interplay）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优势，即社会力量及多数人对个人有决定性的影响或有目的的社会控制（如时尚、舆论、谣言的影响，或开展讨论、调停等方式）；另一是个人优势，即非常人物，如发明者、领袖等个人对社会、群众的影响或改造社会的作用。罗斯的《社会心理学》注重对风尚、习俗、暗示性、模仿性、群众与暴众心理的阐述，以及关于冲突、讨论、调停、舆论、谣言等现象的探讨，并强调对群众行为的控制方法。罗斯的上述研究偏于经验总结与描述，但其注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倾向，主张社会心理学应研究群体心理和人际心理相互作用的现象，以及建构独树一帜的学科体系，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颇有影响。
三、实验期（社会心理学成熟与独立发展阶段）
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一方面经济未受破坏而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伴随出现经济危机和产生大量失业、罢工等社会问题，从而为社会心理学的开展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本能论”受到批判后，行为主义与格式塔理论等一度兴起，特别是它们采用实验方法建立实证学科的设想很具吸引力，从而促使一些，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为克服方法论上的缺陷而展开实验研究的尝试，结果引起了这门学科的巨大变化与发展。
这里应提到几位先驱者。
特里普利特（N．Triplett，1897）做过“在定速与竞赛中的动力因素”的实验，发现单独骑自行车的速度比一群人一起骑自行车的速度慢20%；后来又以10～12岁儿童为被试，进行卷钓鱼竿线的对比实验，发现群体共作比个体独作的效率高10%，因此认为共作比独作能促进工作效率。他第一次表明社会现象可以通过实验方法进行研究，所以颇有意义且具影响。
德国人默德（W．Moede，1888—1958）于1920年在莱比锡首次出版《实验群体心理学》小册子，提出用控制变量的实验方法研究群体对其成员思想、感情、行动的影响，并介绍了1914年所作的竞赛中的群体效应实验：17个儿童被试，先测知个人拍球速度与成绩，置于团体比赛的情境中，发现其中9个成绩差者出现增量，原来成绩优者出现减量。研究者认为，前者是由于社会助长作用（在团体中受他人速度加快的影响），后者是由于缺乏对手和态度松弛所致。为证明这一设想，他把成绩优者抽出来另组团体比赛，结果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增量，于是他认为态度是影响社会助长作用中一个重要变量。
奥尔波特（F．H．Allport，1890—1978）受到默德等的影响，在哈佛大学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团体效应的实验，并进而证明，如果在群体中进行更复杂的推理过程，一般虽也增量，但会减质。最有意义的是他集拢了许多实验材料，于1924年出版了《社会心理学》教材，被看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开端。本书在当时影响较大，主要是由于它具有下述特色。第一，明确提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不是集合心理（collective mind）或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而是有关社会情境中的“个人的社会行为及社会意识”。他认为群众激动产生情绪，实际上是群众中的个人激动；由于没有群体头脑，因而也就不存在群体心理。这个表述代表了美国相当一部分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它持续地支配着后来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与课题。第二，用行为派（反射）的观点解释个人社会行为的发生、发展及其多种形式。他否定麦独孤的本能论，但不否认先天反应的存在。他主张把行为分析为遗传成分与习得成分，认为，一切社会性行为都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由于反射的条件作用而学会的，因此比较强调社会环境的控制、教育指导与训练的重要性。他在运用刺激—反应理论研究社会行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心理分析。他认为弗洛伊德学说中虽有许多武断成分，但其中所发展的某些心理事实（如社会冲突与心理自卫机制）对于人性的了解很有价值，因此加以引述。第三，重视和强调定量的实验研究方法，并介绍了自己和他人许多以实验法进行社会行为（如社会助长）研究的成果。这样做不仅增强了论述的科学性与说服力，而且向后来者表明用实验法广泛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四，以特有的体系比较系统地阐明了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本书设导言（讲学科对象）；第一篇，“个人的社会方面”（包括人类行为的生理基础，基本的活动──遗传的及习得的，感情与情绪，人格──社会性的人，人格之测量，共5章）；第二篇，“社会的行为”（包括社会行为的性质及其发展，社会的判断──语言与手势、社会的刺激──颜面和身体的表情，对于社会刺激的反应──简单的形式，在团体中对于社会刺激的反应，在群众中对于社会刺激的反应，社会态度与社会意识，社会适应、社会行为对于社会的关系，共9章）。
奥尔波特这本著作的问世，对促进社会心理学开展实验研究起着颇大的作用，其有关对象、方法、研究范围的观点与体系几乎统治了美国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甚至迄今还有影响。到1931年，两位墨菲（G．Murphy & L．B．Murphy）又把近期通过实验室实验法与有控制的观察法等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许多研究汇集起来，出版《实验社会心理学》，从而大大推动社会心理学向更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发展迅速，不仅研究成果累累，方法众多，且有许多发现；而且形成了不少新领域、新理论和学派。据1979年斯密斯（S．S．Smith，1980）对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文章课题的调查，研究最多的要属“归因”（59篇）和“态度和态度改变”（50篇），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44篇）、“认知过程”（41篇）；其他如“吸引和合群”、“侵犯”、“助人”、“群体过程”、“非言语沟通”等也有相当数量，课题甚为广泛。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曾存在过。如20年代翻译出版了G．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和F．H．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如陆志韦的《社会心理学新论》（1924）、陈东原的《群众心理学ABC》、潘菽的《社会心理学基础》（1931）、高觉敷的《群众心理学》（1934）、张九如的《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1934）等。特别是1944年孙本文出版了大学教科书《社会心理学》，在详尽介绍西方研究与联系中国实际方面作了有益尝试。在研究工作方面，张耀翔进行过民意测验、情绪测验、国人之迷信以及广告等项研究，陈鹤琴研究了婚姻问题，萧孝荣等研究了战时心理建设问题，等等。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否定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也否定了社会心理学，停顿的时间比苏联要长。直到70年代后期，社会心理学的合法地位才得以确立。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六五’计划”中，社会心理学被正式列为要加强研究的学科。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十多年来，全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引进或翻译了许多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的文献资料和教材，开展了不少类似的或独具特色的研究，发行了两本有影响的杂志《社会心理研究》（北京）与《社会心理科学》（天津），编写并出版了多本社会心理学教材和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大型词典。80年代至今是中国社会心理学蓬勃发展时期，应该说是有成绩的。这些研究成果将有选择地在本书中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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