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写的文言文“原才”

如题所述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试译:
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很微弱,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

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渐渐形成习俗风尚。这样,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周易干卦文言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感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

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行吗?不行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

主宰国家行政的人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戒慎恐惧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想法偶有不当,因而败坏风尚和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
原,论说文体之一,盖推究事物本原之义以示人。此体起于韩愈作五原,后人因之;其曲折抑扬,与论说相表里。韩愈原道、黄宗羲原君,为“原”体之名篇。本篇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从强调人才的重要,讲到培养人才的方法,再论述陶铸人才之责无旁贷,而以收效将来作结,可谓原始要终,曲尽其义。陶铸人才,以移风易俗,这是文正公一贯的主张,既见于奏疏,也见于日记,本篇论点,最见具体而微。晚清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挽回颓势,曾氏主张从陶铸人才,转移风气入手;另一位激烈改革者龚自珍也关心人才,他讥切时政,以解放人才为诉求,龚自珍所作病梅记,可与原才比观并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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