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01-16
吴承恩(约1506－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代杰出的小说家，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从小天资聪明，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多方面的才能。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在科举场上极不得志，考了多少次竟连个举人都没考中，直到45岁才考上一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势利之行徒的笑骂。这种种遭遇使他加深了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心灵里埋下了不平和反抗的种子。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西游记》虽然是吴承恩晚年写成的，但却作了毕生的准备。小时候，吴承恩经常跟从父亲遍游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听来许多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他从小就有好听奇闻的习性，在读私塾时，经常瞒着父亲和老师，偷偷地阅读“野言稗史”。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怿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在《西游记》四十五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脏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脏坏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脏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怿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推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吴承恩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西游记》和前面提到的《禹鼎志》外，他还写了许多风格清逸的诗歌，收集在《射阳先生存稿》中。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20-01-22
吴承恩（1510?——1582?）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江苏淮安）人。他生于一个有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
吴承恩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作品讽刺幽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通严肃的批判巧妙的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吴承恩的诗文多散佚，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4卷存世。
第3个回答 2020-05-09
西游记》作者之谜
元朝长春道人邱处机写过《西游记》吗？七、八个世纪过去了，它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汪氏首倡邱作说
小说《西游记》风行明代后，各种版本都不署作者名。社会上不免纷纷猜测，但入清后，竟盛传作者是邱处机，有清一代的文人几乎认同此说。此说何来？直到本世纪30年代初，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才提出：是清代汪象旭所首倡。汪在所撰《西游证道书》中，卷首有《邱长春真君传》，说邱处机“有《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又附元虞集撰《原序》，序中记载：紫琼道人请他为《西游记》写序，并说此书是邱处机所著，虞集读后才知是载玄奘取经事；同时，《西游证道书》评点中常结合故事情节，分析邱处机的写作意图。如此言之凿凿，《西游记》邱作说使清人认同。
此《西游》非彼《西游》
但是，《西游记》邱作说实在是阴差阳错！原来与邱处机有关的，是另一部同名的书，全称《长春真人西游记》。邱处机曾应元太祖诏，带着弟子李志常等18人远适西域。稍后，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约数万言，记其师西行所见、师徒问答以及途中吟咏之作。后来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其中《长春道人》“已上见《幡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其实，所举后面三种书均非邱处机作，因此附会丛生，有人以为这部《西游记》的作者也是邱处机，以讹传讹，后来竟又把这部《西游记》等同于小说《西游记》。
名震文坛新发现
不过，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首倡邱作说，虽然安排得头头是道，但时至清末，就有人表示怀疑：一是说小说《西游记》中写到明代之事，邱处机是南宋末代人，怎么可能；二是认为《西游记》中多有淮安方言，而邱处机一辈子生活在华北。
汪氏的邱作说便由此动摇。
后来，鲁迅、胡适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据前人所论，又据明代天启间《淮安府志》所载，推定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乃是淮安人吴承恩。这在小说史上可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从此，吴承恩之名便署在新版本《西游记》上，是为定论。
穷根究源再翻案
但吴承恩著《西游记》说，也有质疑处。一是今存吴承恩诗文及其文友的文字中从未提及撰写《西游记》事；二是《淮安府志》虽载在吴承恩著《西游记》，但未说明是演义、稗官，且通常说演义稗官不入方志；三是清人书目曾把吴承恩著《西游记》列入舆地类。
因此，曾几何时，一方面有论者又重新提出小说《西游记》邱作说，或是邱的弟子和传人所作说；另方面也有论者提出《西游记》非吴承恩所著。
按，《西游记》多有道教内容，兼载有道家的诗句；而且《西游记》是经过长期演变，最后由文人加工定型，这当中不能绝对排斥曾有道教徒参与过修改。从另一方面看，对吴著说持疑者也只是点到为止，既缺少根据，也未提出别人来代替吴承恩。现在看来，回归邱作说，可能性不大；而否定吴著说，也难驭。
第4个回答 2020-01-23
《中国文学史新著》是教育部重点推荐大学文科教材，其中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吴承恩一说，但从引用的资料来看，吴承恩所著《西游记》在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被列入地理类，是作为游记性质的著作。由此推断，吴承恩所作《西游记》并非百回本小说。
最早刊本没署作者名
章培恒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专门辟出一节来叙述“《西游记》的成书与作者”。他指出，今天所能见到的《西游记》的最早刊本十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二十卷一百回，不署作者姓名，首有陈元之的序，序中在谈及旧本《西游记》作者时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
关于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章培恒说：“在清代初叶之前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曾有人说是元道士邱处机。后来清人吴玉、阮葵生等先后以天启《淮安府志》中著录有吴承恩著《西游记》为依据，肯定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鲁迅、胡适均采取这种说法，故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但天启《淮安府志》并未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否小说，而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则把吴承恩《西游记》列入地理类，作为游记性质的著作，所以现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书非吴承恩作。”
出于对目前大多数文学史著作的尊重，章培恒在此处还是引用了天启《淮安府志》卷中对吴承恩的一段介绍，但随即补充道，如他并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则这些(介绍)对研究小说《西游记》并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