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理论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1]
“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2]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
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进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纲”：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于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3]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这种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大一统原则，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纲常、家庭、婚姻伦理之中，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内，皇帝就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
董仲舒主张在思想领域实现“大一统”。他认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4]“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5]圣人就是替天行道，圣人的思想就是天意。按照圣人思想行事，就是顺应天意。让民众都顺应这个天意，就可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孔子就是最大圣人，儒家经典就是圣人思想，必须天下独尊。所以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他尖锐批评百家争鸣的局面，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专制政治需要。在思想、观念、理论上，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即所谓天意、大道。同时，又借鉴了河北地区根深蒂固的阴阳五行思想[6]，赋予大一统专制体制新的思想内涵，构成他 “天人合一”哲学系统。
“君权神授”和“天德仁政”的思想 董仲舒的坎坷经历和河北人文思想的基底，决定了他始终反对家天下。他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并不推崇封建家天下。他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都列举古代贤良之君禅让和历代暴君被诛的典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诠释朝代更替的 “天意”，坚持“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
他维护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适应了封建国家追求大一统的要求，必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春秋》宗师。
他在经历了诸侯国相的生涯后，晚年居家顾问朝廷政事，著书立说，在不断完善天人思想体系的同时，逐步意识到专制大一统政治，有两个问题，需要用“天道”给予解决。
一是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之源。他试图用儒道两家的思想，通过皇帝的人格修养来端正或化解这种极欲的权利之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天”的哲学之中，利用“天意”威严，对皇权进行约束。
他强调“君权神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7]这是“人主法天”的总纲领。董仲舒还提出一系列顺天意、知天意的方法。如“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谓也。”[8]
二是作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工具，秦代刑法的残酷，令人痛心疾首，董仲舒力主推行仁德，扭转鱼肉百姓的局面。他希望通过倡导“天德”给与解决。这是他 “天人哲学”的时代局限性和科学的局限性。其结果，专制统治只能为专制而利用“天意”，不可能将“天意”与民意统一起来，以至于董仲舒的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奴役民众的工具。
董仲舒的思想，既有“本天”为主旨的哲学思想，也有为人修身的思想取向，治国治狱的语录反应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更多的是利用《春秋》之学，阐述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思想，是汉代河北人文精神的集中代表，也是河北人文思想的理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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